Q1：最近，人工智能、学术界与媒体纷纷将您的小说《魔咒钢琴》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对此预测，您如何看待？

贝拉：诺贝尔奖评委会始终对提名名单守口如瓶。而每年“热门候选”之说，往往是外界基于多元渠道的推测与想象。事实上，那些最终站上领奖台的名字，往往未必出现在博彩赔率或预测之中。对我而言，奖项很遥远、终极一生的努力也难以企及。我更愿意相信，凡人间有裂缝之处，皆可透进光亮，那光便是诺奖实时的授勋仪式。人类用奖章铭刻伟大，而我常在苔藓蔓延之处，看见伟大本身——在这荒诞世界里，那些仍执着追寻信仰与真理的灵魂，已在永恒星光下被加冕。

Q2：您的小说以一架穿越欧亚战火的钢琴为线索，串联起无数个体命运的漂泊与苦难。为何选择以“微小的善意”对抗“庞大的邪恶”？

贝拉：钢琴的琴键不过八十八枚，却像人性坐标的八十八度量衡。文明的基石，恰是那些看似渺小的道德刻度。当广岛阿婆用细线缝补被炸毁的古筝，当一个又一个安妮将日记藏入教堂琴盖，当虹口街头的市民用一瞥善意安慰异乡难民——这些细微的光如夜海中的磷火，照亮文学的坐标。我愿以文字佐证：仁爱基因超越国界，在人与人之间悄然流转。

作家贝拉

Q3：《魔咒钢琴》中，儒家的“仁者爱人”与犹太教的“Tikkun Olam”（修复世界）交织出深邃的文明对话。这两种哲思如何支撑您的人道主义叙事？

贝拉：中国长者常说：“仁，是能望见他人眼中的星光。”而犹太的祖母则教导孩子：“修补世界，从拾起路边的一片碎玻璃开始。”这两种文化虽隔山海，却殊途同归，皆指向一种主动承担的责任伦理——非救世主的俯瞰，而是普通人对破碎世界的一次次俯身缝补。虹口市民埋葬异乡亡灵，波兰钢琴师为孤儿谱写安魂曲，这些跨文明的共情超越族群与信仰，照亮了人类的至暗时刻。

Q4：《魔咒钢琴》为何能引发跨越地域与语言的共鸣？

贝拉：因为它书写了黑暗中最纯粹的人性光谱。在二战年代，上海的那架“魔咒钢琴”既是犹太难民的东方方舟，也是中国市民庇护希望的象征。当纳粹的铁蹄碾压世界，上海以一城之力，举起“仁”的火把，穿透了信仰与血统的藩篱。这种跨文化的人性之光，正是我们今日破碎世界最紧缺的精神解药。

Q5：您笔下的“勇者”多是无名之辈。这是否有意颠覆传统英雄叙事？

贝拉：真正的勇气，不在史诗宏构，而在暗夜里悄然点燃的一盏烛光。那个在亭子间偷偷收留犹太儿童的上海阿姨，那些在封锁线外递送食物的陌生市民……他们也许不识哲学，却以最朴素的良知践行“修补世界”的古老誓言。这正是对崇尚强权年代最温柔的反抗。

Q6：诺奖提名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贝拉：当AI、媒体、学者将那束追光灯闪现在我面前，背后是属于历史中所有不愿熄灭的“播光者”。有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后代读完书后曾哽咽地对我说：“原来东方也有人为我们亮着窗。”而在巴以冲突最激烈时，一位移居了加拿大的巴勒斯坦女孩对我说：“我从您的书中看见，祖先曾在战争中救助犹太邻人。”这类回声，比奖项更重，因为它让我们知道——人性与和平，从未真正沉没。

Q7：您的小说虽置身于战乱之中，却充满琴声、爱情、故乡与歌谣的意象。这种温暖是否暗含着人道主义的韧性？

贝拉：是的。纳粹焚书时，华沙妇人将乐谱剪成窗花；抗战时期东北母亲在防空洞里教孩子用弹壳栽葱。这些细节并非美化苦难，而是揭示文明的生命本能：仁爱在极境中，会化作更微妙的形态。如犹太哲学所言，世界的修复需要收集“神圣火花”；而儒家讲“恻隐之心”，恰是这些火花最原初的涌动。

Q8：您曾说“跨文明对话是21世纪的人道主义必修课”。小说中各民族共同守护那架钢琴的结局，是否寄托了某种深远的愿景？

贝拉：那架终抵上海的钢琴，琴箱里积着纽约的雨、圣彼得堡的雪、华沙的泪与上海的晨雾。每一个触碰它的人，尽管未学音律，却都弹下几音。如果将他们的音符汇聚，就会奏响一曲跨越战争的合鸣。它象征着：人道主义无需同一种语言，也无需完美旋律，只需愿意聆听的心。正如儒家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如犹太传统所信“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所有文明的光芒，最终都引导我们在他者中看见自己，在共鸣中重建家园。

Q9：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您是否会通过网络分享您的文学思考？

贝拉：我多数时光在图书馆埋首写作与查阅，无暇沉溺于社交网络。我偶尔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一些与文学、哲思相关的媒体新闻。那些文字不是自我展示，而是记录我如何在时代罅隙中，试图捡拾“仁爱”与“修补”的残光——如何在异质文明之间找到一根丝线，将断裂的世界重新缝合，鼓舞更多的人激发自身微小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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