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又称榜书或署书，上至六朝石刻，下至明清题额，于中国书法史中自成一体、独具韵味。深谙此中魅力的当代中国百强艺术家孔达达教授多年来钻研此道，在习古人的基础上融会出新，形成了兼具东方古韵与新时代精神的榜书风格。

清人康有为曾指作榜书之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同，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豪难精。”作大字不可用小笔，而笔大必改变执笔之法，执笔法变，则运笔之法不得不变，须以肘、臂、肩部，乃至腰背、腿脚及全身气力取代指腕之力。同时，如此大幅度的书写动作，又使笔毫的角度、笔划的位置难以精准把握，故在撇捺、弯钩等调转笔锋处尤异于小字之法。孔达达的榜书作品中，单字直径往往在0.5至3米之间，因而在调动身体各部位参与运笔的技巧上，可谓纯熟。而笔法上，他稳持中锋，笔势圆劲，不露锋芒，各笔划犹绵里裹铁，外柔而内刚。尤其在弯钩处，丝毫不轻佻、刻露，似钢筋弯折，以圆转之势尽显周正与力道。

在克服技法上的五难之余，如何使书写从容自然，并展现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风格面貌，以至于人书合一的境界，则更是不易。自古以来，榜书的发展依书体、气质之别而异彩纷呈，有取法隶书者，或浑厚圆融，或宽博苍茫；有带行书笔意者，或雄健磅礴，或飘逸秀劲；有以楷书写之者，或端严穆朴，或方正清健……时至近现代，更有邻国书家井上有一诸君，以野性奔放、笔开墨溅之势，开榜书之现代新风，其国际影响力之巨大，亦在中国掀起了突破法度、激情挥毫的风尚。身处纷繁的当代书坛，孔达达逆流行而为，回归传统，谨遵法度。其榜书专于楷书一体，取颜楷之宽厚雄壮，又取康乾帝王书之雍容典雅，在尺度上则直追井上君单字数米之强悍气势。从而造就了一系列兼具严谨与张扬、柔和与强势的巨幅榜书作品。

关于榜书的审美取向，康南海亦曾明确讲道：“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并且直言对“有意作气势”者的鄙薄。书法以势为贵，榜书更是如此，在大尺幅下任何装腔作势的乖张和非自然的书写都是对书势的折损。而观孔达达之书，笔酣墨饱，平稳内敛，呈现出堂堂正正、淡然无争的气象，亦合于所谓“笔墨雍容，安静简穆”之审美特征。于极收敛处、极静穆处，千锤百炼，尽致雄强威严之势。

而书之势，乃出自书者之心到手到，心到手不到，则技不如意；手到心不到，则神气不足。因而书写实乃凝神贯注、劳神费力的辛苦差事，更何况是动用全身之力创作榜书巨字。孔达达却在如此身体和精神负累的创作过程里，获得了在其他经验中前所未有的安静身心、全然沉浸的快感。他常常写几个大字就需休息片刻，恢复些元气再继续，但书写过程中那种专注的、平静的、忘我的状态，始终令他着迷。孔达达的榜书不随肆意张狂的现代榜书之风，而能坚守传统之法度和雍容安简之美感，不仅是个性使然，亦是其多年从事艺术研究的经验所导向的。从理论到实践，使他的书法创作取法乎上、扎根牢固，择定一道而不盲从、不动摇。

而作为观者，要真正走进孔达达的榜书世界，感受其书之气势，我想“临场感”是最首要的前提。榜书发展至当代，其展示的空间和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例如当混凝土取代了木材，建筑的体量成倍扩大，对张挂之书或题匾之书的尺幅提出了新的要求；再如当榜书作品更多地从室外的石刻、匾额走进室内空间时，与空间尺度和风格的协调性亦变得重要。但与此同时，在信息媒体的传播中，榜书作品只能被缩小至与屏幕、书页大小适应的图片，即榜书与空间的关系被割裂，将大字作小字观，令其气场神韵多有折损。因而，在欣赏巨幅大字的审美经验中，“临场”至关重要，只有置身其间，将自身与作品及其所处环境结合，才能深切地为其气势所撼动，感受到深厚的东方神韵和作者的生命能量……

（吕红楼 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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