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扶贫文学以其独特的记录功能和审美价值，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这类作品既是对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生动再现，也是对民族精神谱系的文学建构。李铮作为长期扎根扶贫基层一线的作家，其长篇扶贫小说《千里之外》以西部贫困山区脱贫攻坚战为背景，通过扶贫干部许国与当地干部、村民的奋斗故事，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刻的时代关怀，展现了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讴歌了新时代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动人故事和携手改变命运的壮举，成为当代扶贫文学的巅峰之作。

《千里之外》采用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双线叙事结构，形成独特的时空张力。主线聚焦许国驻大昭县后的扶贫工作，按时间顺序展现调查研究、产业培育、易地搬迁、教育扶贫等关键事件；副线通过闪回手法，追溯许国的成长经历与心路历程。这种结构设计既保持了扶贫进程的完整性，又深入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情节层次，更通过今昔对比，凸显了主人公“扶贫先扶志”理念的形成过程。作品还巧妙运用书信体穿插，让主人公的QQ日记和《西江时报》记者招楠的系列报道成为连接相隔千里的西江市和大昭县两地城乡的叙事纽带，从而拓展了故事的社会维度。

李铮在人物塑造上坚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原则，构建了立体多元的人物谱系。主人公许国被塑造成新时代扶贫干部的典型，他既有机关干部的专业素养，又有放下身段接地气的人文情怀；他既坚持原则拒绝老同学苏醒的“人情”“关照”，又能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姿态灵活与同事相处，这种塑造人物的复杂性使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避免了概念化和同质化。许国的形象，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广大扶贫干部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真实缩影。同时，作品中其他人物，如敢于冲破封建旧传统束缚的女大学生索玛，性格奔放、敢爱敢恨的当地扶贫女干部阿英，敬业奉献、勤勉工作的县长杨兴昌，还有坚韧不拔的贫困村老支书、怀揣梦想的乡村青年等，这些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都各具特色，鲜活生动，承载着普遍的时代意义，共同构成了小说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李铮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深刻刻画，展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奋斗历程和心路历程，使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扶贫工作的艰辛与伟大，以及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坚韧与不屈。

小说的语言风格呈现出“泥土气息与诗性光芒”的交融。在描写山村生活时，采用大量方言土语：“说个铲铲”“瓜娃子”“猫冬”“逗哏”“捧哏”等词汇的运用，使文本充满地域的质感。而在抒情段落，又转为凝练的诗化语言，如描写邛山的秋景时：“邛山的秋天总是不期而至，只是一次不经意的回首，浓绿的山岭就被秋天的画笔涂抹的林寒涧萧。”在描述杨兴昌弥留之际时：“邛山之巅翻滚着铅灰色的云，从云缝里透出的几缕阳光失去了往日那种热辣和活力，黯黯地洒落着。”在展望邛山未来时：“雨后一束薄光从云层中洒下，万里邛山升腾的云雾被染得火红火红的。邛海波澜壮阔，邛山巍峨连绵，彝家儿女走入新时代。”这些诗化的语言不仅描绘出细腻的自然景象，也深刻反映了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与命运的无常。李铮通过语言的转换，巧妙地营造出一种既贴近生活又超越现实的审美意境，让读者在感受乡土气息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一种超脱于生命和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无疑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领略到乡土风情的魅力，又能深入思考扶贫工作的深远意义及人性的光辉与坚韧。这种语言的双重性还体现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中，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大量运用了时下流行的现代网络语言，诸如“撒狗粮”“跪榴莲”等生动形象的现代词汇，这些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倍感亲切，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趣味和活力的网络社交环境，超越了简单的物质脱贫叙事，触及了生活方式转型的心理维度，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趣味性和代入感。这种全景式记录，使小说成为解读中国扶贫实践的生动文本，极具震撼力。

作为一部具有“非虚构”特质的作品，《千里之外》以文学方式保存了扶贫工作的历史细节。小说如实记录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过程，形象弘扬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扶贫精神。特别是对扶贫档案建立、动态管理等专业场景的描写，更是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例如，李铮在书中以扶贫办主任金石开的身份表示了自己在看待精准扶贫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又如在扶贫项目论证和陈博士的投资计划上，展示了不同部门对资金使用的争论，折射出精准扶贫的科学性与复杂性。同时，《千里之外》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扶贫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深厚情感。小说中，以许国为代表的扶贫干部们不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在与群众的朝夕相处中，建立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这种情感的真挚流露，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扶贫工作的温度与深度。此外，作品还巧妙融入了诸多地方特色文化元素，使得扶贫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千里之外》的深层价值在于对“后扶贫时代”的思考。小说结局处，脱贫后的邛山面临“如何培养和留住年轻人”“发达地区产业资本精准帮扶”“扶贫先要扶志”思想的新挑战，这些开放式的提问切中了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蕴含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主题。

《千里之外》的成功在于实现了艺术创新与思想深度的有机统一。其双线叙事不仅具有形式美感，更通过个人命运与国家战略的呼应，展现了大时代中的个体价值；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既遵循文学规律，又承载着精神传递的功能；方言运用与诗化语言的结合，则体现了“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与同时期的同类作品相比，小说避免了两种倾向：一是将扶贫过程简化为好人好事的堆砌，二是陷入自然主义的琐碎描述。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形式，使作品既真实可感又具有审美超越性，这正是作品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根本原因。

《千里之外》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新时代扶贫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范式。李铮通过双线并行的叙事策略、典型化的人物群像、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实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为新时代扶贫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作品证明，主旋律题材同样可以产生高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能够将生活体验转化为审美创造。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该小说的价值还将持续释放，激励着更多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共佛山市禅城区委党校  叶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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