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实验室是由省级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规范化运作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具有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功能，是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补充和延伸。据统计，目前全国23个省份建有124家省实验室。其中，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建设省实验室起点高、投资大，着力打造科技人才新高地。在国外，目前尚无“州（省）实验室”称谓，但聚焦于某一行业、跨学科的地方实验室日渐增多，这与我国省实验室有可比性。如全球生命科学“风向标”美国博德研究所、“国际半导体人才库”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等成功案例，值得我国省实验室打造科技人才队伍时借鉴。

一、美国博德研究所科技人才聚集模式

博德研究所于2004年在美国波士顿正式成立，经费最初源于美国慈善家伊

莱·博德和伊迪萨·博德夫妇提供的2亿美元，主要依托麻省理工学院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短短十多年，博德研究所迈入世界一流生命科学研究机构行列，成为生命科学前沿创新的“领头羊”[1]。在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的“2004—2014 年度生物技术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机构排行榜”中，博德研究所位居榜首，成为行业龙头。在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20 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中，仅有约400名专职科研人员的博德研究所有61人次入选，入选人数位列全球机构第 7 位。博德研究所在聚集科技人才方面的经验可以归纳为：

（一）以大科学计划吸引战略科学家、领军科技人才加盟

在战略定位上，博德研究所围绕重大疾病实施大科学计划，建立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引领生命科学向系统化、规模化、数字化发展。研究所下设卡洛斯·斯利姆健康研究中心、郭士纳癌症诊断中心、克拉曼细胞观测中心、梅尔金医疗保健变革性技术中心、埃里克和温迪·施密特中心、斯坦利精神病学研究中心、诺和诺德疾病基因组机制研究中心等7 个专门研究中心。在合作单位上，与顶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建立跨机构协同创新机制，确保在科研项目、人力资源、平台设施、研究成果、数据资源等方面高度协同共享。

首任所长埃里克·兰德尔（Eric Lander）作为战略科学家，在推动研究所建设发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将帅作用。他将基因组学作为解开生命奥秘的“金钥匙”，以数据驱动生命科学大发现，推动医学向“个性化精准诊治”“关口前移的健康医学”发展。

同时，实验室集聚小而精的杰出科学家团队，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共同建立人员“双聘”的灵活用人制度，允许科研人员交叉任职、多方任职、投资创业，打造背靠一流、辐射全美、拓展全球的创新网络。通过高强度的经费支持、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一流的支撑条件、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的薪资待遇，研究所为骨干研究员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有力的服务保障。

（二）实施灵活的科研组织模式，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博德研究所不以学科为标准规划研究，而是面向问题、面向课题，采取模块化组织模式，以科研任务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通过核心实验室、项目组和技术平台3种组成方式，科研人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共同解决生命科学和人类疾病相关问题。

——组建了10个核心实验室，分别由10名核心研究员负责，并由不同领域方向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核心实验室成员围绕课题密切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

——设立了17个项目组，包括代谢组学、传染病和微生物组学、医学群体遗传学、表观基因组学、细胞回路等。通过共同的科学焦点，将科研人员组织在一起，加强研究所内部学术交流合作，促进科研灵感产生与学科交叉创新。

——搭建了6个技术平台，包括数据科学、影像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基因组学、基因扰动。平台汇集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辅助人员，旨在提供科研条件支持，推动前沿技术创新。

上述三种组成方式既保持相对独立，又可根据科研任务需要，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关系、实现创新资源的自由组合与灵活调配。博德研究所开展了大量前沿、顶尖的跨学科研究，建立了现代化的先进科研工作组织模式，取得了系列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成果。

（三）举办多样化的技术研讨活动，营造跨域协同合作网络

摒弃经典生物学研究以小型实验室和“单干”为主的研究模式，博德研究所的方向设置更加适应大科学、大数据、大工程的当代科学研究范式，设立博德社区（Broad Community），举办各种技术研讨活动，促进了对生物复杂系统和运动规律的研究从宏观定量检测解析发展为精准预测编程和系统调控再造。

BroadE研讨会。将广泛的博德社区中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以便他们可以互相学习。BroadE 研讨会（“E”代表教育）提供见解并分享突破性技术、高通量方法和传统研究实验室中通常没有的计算工具的实践培训。通过对 Broad 员工和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哈佛附属医院的研究人员开放交流，博德社区希望扩大其科学的影响并公开分享新方法。

GATK研讨会。基因组分析工具包或GATK是广泛使用的软件包，由博德研究所开发用于对高通量测序数据进行变异发现分析。GATK团队提供的教育材料包括完整的实践通道，详细说明实验设计策略、方法算法和结果解释。

MIA入门研讨会。MIA（Models,Inference & Algorithms）是关于数学、统计学、机器学习和计算机科学的周例会，它适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包括高阶的计算类研讨会，然后是教学入门，回顾基本的数学概念。一些会议由生物学家主持，他们渴望就其领域中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以及可能隐藏答案的数据性质，与计算专家讨论。

MPG初阶工作坊。MPG（The Primer on Medical and Population Genetics）是一系列关于与人口和疾病相关的基本遗传学主题的每周非正式讨论。活动的视频免费向公众提供，并深入介绍了复杂性状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包括人类遗传变异、基因分型、DNA 测序方法、统计、数据分析等。

二、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科技人才聚集模式

比利时是欧洲创新强国之一，在微电子、医药等方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技术位居世界前列。比利时人口1110万，与我国一些省会城市大体相当，但其创新能力却名列前茅[2]。与我国部分省实验室类似，1984年在鲁汶大学微电子系基础上创建的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 Center，IMEC)，由比利时弗拉芒大区政府出资成立。30多年来，IMEC从一个地方性微电子研究中心发展成为欧洲最大、世界领先的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探索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之路。

IMEC的成功，也受益于它一直践行着成立的初衷与宗旨，联合世界范围内的最具实力的微电子企业，共享研发经费与人力资源，瞄准最前沿的产业共性技术，联合攻关[3]。

（1）选择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方向。从其研究历程看，多年秉持“只做产业界所需要的东西”理念，其研究均选择产业竞争前技术，这些都是企业在自主研发中的共性技术问题。同时，注重战略性先导技术积累，并充分考虑大规模量产的特点，预留了较大的工艺窗口，使得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IMEC专利强度排名第一的专利是锗太阳能电池及其制造方法，其他排名前10的专利也是围绕太阳能电池等微电子器件在制备方法和相关设备方面的研究。

（2）构建稳定开放的合作平台。IMEC的研究模式有四种，其中产业研究项目是最主要的方式,高达80%以上。在合作对象上，IMEC充分展示了其国际化平台的特点，特别是与企业的合作，合作对象遍及世界各国微电子巨头企业联合全球有实力的企业，开展领先世界的行业共性技术的开发。例如，在IMEC专利合作排名前12的机构中，有8家公司分别是韩国三星电子公司、日本松下公司、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台湾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德国英飞凌科技公司、香港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

（3）争取政府长期持续支持。自创办至今，弗兰芒政府都给予IMEC资金支持，且逐年上升。其经费收入于2013年已达3.32亿欧元。除了IMEC所在比利时国内以及比利时弗兰芒地区相关政府、基金会、高校等的资助以外，还有很多资助是来自比利时甚至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IMEC的经费收入中，70%来自欧洲以外。如美国大力神基金会、美国艾明德斯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IMEC还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发表了50篇论文。

（4）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其人员从创办初期的68人，到2013年达2068人，其中：专职研究人员占三分之一，产业界和博士占三分之一，管理人员和法务占三分之一。鼓励人才流动，每年非核心人才员流失率达20%。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全球71个国家，平均年龄40岁。IMEC经常举办跨文化交流活动，加强科技人才之间的交流。IMEC重视人才培养，成立“IMEC学院”，为研究人员提供培训服务，被称为“国际半导体人才库”。

三、对我国省实验室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自我国第一家省实验室于2017年创办以来，全国省实验室发展迅猛。但省实验室目前还存在定位不清晰、引才育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借鉴美欧地方实验室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在发展定位上，省实验室不必强求“大而全”，更多地体现“小而美”，做精做深。如美欧地方实验室，有的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解决前沿科学问题，有的关注行业需求、解决共性问题，发展模式多元化，以利于吸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第二，在人才聚集上，应打造开放性、跨学科的创新平台，面向全球引进科技人才，不拘一格。第三，在人才投入上，政府支持额度虽保持稳定增长，但更多的是按市场化运作，向产业要效益、找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验室经费来源多元化，政府资助在实验室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日渐减少。第四，在人才培养上，建立健全科技人才服务体系，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精准化服务。加强实验室学术氛围、学术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时代区域科创走廊创新生态建构与治理机制研究”（22&ZD114）阶段性成果，作者  何科方  系武汉轻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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