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昌（1908—1999），字子明、子铭、紫铭，号紫庵，河北抚宁人。1929年考取吉林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后逃亡入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4年毕业，毕业论文为《袁中郎评传》，指导教师为胡适、周作人。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部，师从胡适，1937年毕业，学位论文为《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共20万字，1988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七七”事变后辗转南逃，历任湖南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湖南省立第八中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督学等。四十年代后，先后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艺术学院、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后为河北大学）等院校教授。晚年担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河北省燕赵诗词学会会长等。

自2005年起，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及其团队即致力于整理魏际昌先生遗著，至2022年整理为《紫庵文集》精装全十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整理完成之后，经魏际昌先生家属和方勇教授商议，将整理《紫庵文集》所搜集到的魏际昌先生全部手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魏际昌先生亲历民国以来的百年变局，其学术师承胡适，是唯一继承胡适学脉的研究生，学术上博通经史子集、贯通周秦明清，于先秦诸子，尤其是先秦诸子的名学创发尤多。这批手稿入藏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将为今后的近代史、学术史以及诸子学研究，增添宝贵的一手材料，助力相关学科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中国人民大学曹峰教授指出，魏际昌先生的“名学”研究强调语言文字的正定是“名学”的基础，这不同于20世纪普遍流行的研究方式，大大地拓展了“名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还原先秦“名学”的基本面貌创造了条件。现手稿入藏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使得与此相关的一批原始材料得以长久保存下去，必将成为未来“名学”研究者的宝贵财富。

西安外事学院张涅教授指出，魏际昌先生的“名学”研究实际上侧重于“名实”关系问题，其所谓“实”乃是指先秦诸子的思想，故其研究可谓是由“名”入手而展开的诸子思想研究，与近现代以来的“训诂哲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阐释体系超出了以西方观念和范式为主导的时代风气，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体系，对于当代以“新子学”为代表的文化立场，以及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有关思考，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本次手稿捐赠入藏，不止是魏际昌先生个人的一件幸事，更是所有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幸事。

上海大学郝雨教授指出，作为唯一传承了胡适学脉的弟子，又培养出了方勇教授这样的知名学者，魏际昌先生不愧“中国文化名人”之称，其手稿入藏本馆，可谓实至名归。从胡适、魏际昌到方勇教授，诸子学这条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之一，历经三代学者的传承和发展，如今以“新子学”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正在积极地参与并建构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批手稿即将向世人展示的，既是魏际昌先生个人的学术成就，更是胡适、魏际昌、方勇三代学者的学脉传承，同时也是以诸子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轨迹。

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指出，魏际昌先生生于清末，长于民国，老于新中国，可谓历经三代，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各种动荡。青年时代的魏际昌先生，积极投身于各项爱国运动，如“反对吉敦铁路延长”“打倒卖国贼刘芳圃”“五卅惨案示威游行”“五五国耻纪念”等。在1928年的“易帜运动”中，先生担任纠察队长，率领学生冲击吉林省议会。后又担任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召集人，组织学生爱国运动。拳拳爱国之心，可谓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然而在如此混乱的年代，魏际昌先生仍然能够坚持学术。在他自出生之后，即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传统经典，中学时又师从高亨学习文字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到北大后又在胡适门下求学，亲炙于当时北大的多位大师，其治学方法和学术视野，亦由此得以精进。这批手稿所展示的，正是魏先生这样一位前辈学者亲身经历的社会变迁和思想更迭，不止是魏先生一个人的“史记”，更是这百年时代的见证。在这批手稿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紫庵文集》无法呈现的细节和内容，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和感动。例如有一册魏先生装订起来的关于胡适的剪报，被发现时深藏于箱篋之中，则尤可见魏先生在当初批判胡适的时代风潮之中，其内心对胡适的感情并未稍减。又如魏先生诗歌写作的手稿，我们可以发现他有的诗稿原本还比较典雅，在修改之后反而比较通俗，是亦可见他追随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和人民文学，这或许也是当时许多文学创作者的特点，也是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在一代人身上的集中体现。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责任编辑：kj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