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论著名法学家书法家学者诗人唐从祥先生《光耀文魁》榜书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摘要：当代著名法学家、书法家、学者、诗人唐从祥先生创作的榜书巨制《光耀文魁》，是为纪念明代状元、大儒杨慎（升庵）而作。此作尺幅宏大（2.39m×0.6m），以雄浑雅正的行楷书体，深刻诠释了杨升庵其人其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历史光芒。本文旨在从艺术本体与社会文化双重视角，对《光耀文魁》进行深入评析。在艺术价值层面，本文将探讨其取法渊源、笔墨语言、形式构成及“书如其人”的精神品格；在社会价值层面，将重点论述该作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推动高雅艺术大众化以及实现学者书法当代转型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本文认为，《光耀文魁》不仅是一件技艺精湛的艺术品，更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实践，其价值超越了单纯的书法审美范畴，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与时代启示意义。

唐从祥题光耀文魁

关键词：唐从祥；唐驳虎；杨升庵；《光耀文魁》；榜书艺术；学者书法；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引言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独特瑰宝，绝非简单的笔墨游戏，而是承载着深厚历史文脉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实践。它既是个人性情、学养、技艺的集中体现，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精英与大众、学术与社会的重要文化纽带。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书法的创作与评论，亟需超越形式主义的窠臼，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动力与社会效能。

著名法学家、书法家、学者、诗人唐从祥先生创作的榜书作品《光耀文魁》，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多维度的研究样本。该作品创作于2022年，旨在纪念明代四川新都籍状元、文学家、思想家杨慎（号升庵）。杨升庵不仅以其宏富著述与坚贞气节名垂青史，更成为巴蜀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一座精神丰碑。唐从祥先生以法学家的严谨、学者的渊博、诗人的情怀倾注于书法创作，以巨幅榜书的形式，凝练地概括并礼赞了杨升庵的历史地位与文化贡献。作品完成后，被郑重收藏于四川新都杨氏宗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可，成为一次现象级的文化事件。

本文旨在结合艺术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光耀文魁》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从其艺术本体出发，探究其风格渊源、笔墨技巧与审美特征；其次，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阐释其在传承民族文脉、塑造地方认同、沟通学术与公众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全面论证其卓越的艺术价值与深远的社会价值。

一、 《光耀文魁》的艺术价值探析

唐从祥先生的《光耀文魁》是一件凝聚了深厚传统功力与鲜明个人风格的榜书力作。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传统的取法渊源与融通创新

“榜书”古称“署书”，又称“擘窠大字”，自古为难事，非具雄厚笔力、开阔胸襟与整体驾驭能力者不能为。唐从祥先生此作，取法高古，根基雄厚。其书体以楷为基，融以行意，可归为行楷。观其用笔，明显汲取了颜真卿楷书的宽博厚重、筋力饱满，尤其在“光”、“耀”等字的撇捺及转折处，可见颜体雄浑气象。同时，结体又参以欧阳询的严谨险峻与褚遂良的灵动婀娜，使得字形在端严中不失变化，于平正间暗寓奇崛。

更为难得的是，作品并非简单模仿某家某帖，而是体现了作者对传统经典的深刻理解与融会贯通。唐先生作为学者，对书法史论有着精深研究，其创作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历代精华后的自然流露。榜书“光耀文魁”与其他书法作品不同，行书笔法娴熟，形成独立艺术风格，气势磅礴、笔力浑厚，具庙堂之气。例如，“文”字的稳健舒展，“魁”字“斗”部的欹侧与“鬼”部的沉稳形成的对比与平衡，都显示出作者在法度与性情之间游刃有余的掌控能力。这种融通，使得作品既具有古典书法醇正的气息，又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感与个人风貌，实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崇高艺术追求。

（二） 雄浑雅正的笔墨语言与形式构成

《光耀文魁》四字，内容本身即具有一种磅礴正大之气。唐从祥先生以相应的笔墨语言予以完美呈现。

其一、笔法：用笔以中锋为主，沉着痛快。起收转折，方圆兼济，力透纸背。线条质感丰富，饱墨处浑厚华滋，如“耀”字右侧部分；飞白处苍劲老辣，如“光”字末笔的掠出。通篇点画如高山坠石，钩趯似屈铁断金，充分展现了毛笔丰富的表现力和作者精湛的控笔能力。尤其作为榜书，放大书写的难度倍增，但此作无一笔懈怠，无一处孱弱，全篇气韵贯通，神完气足。

其二、结字与章法：四字横向展开，字距紧凑，气势连贯。每个字都经过精心锤炼，结构稳如磐石，重心安稳，给人以堂堂正正、凛然不可犯之感。“光”字开阔，“耀”字繁复，“文”字疏朗，“魁”字奇崛，四字形态各异，但又通过笔势的呼应、墨色的协调以及内在气韵的流动，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巨幅尺寸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使观者能深切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浩然正气与文化力量。

其三、墨法与神采：墨色浓重乌亮，酣畅淋漓，与洁白的宣纸形成强烈对比，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庄严感和纪念碑性。通观全篇，其艺术风格可以“雄浑”、“雅正”、“博大”、“精深”来概括。它不仅给人以视觉的震撼，更传递出一种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能量，这与所书写的对象——杨升庵的学问人格高度契合，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笔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

（三） “书如其人”的精神品格与学养支撑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唐从祥先生作为跨法学、文学、书法等多个领域的复合型学者，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理性思维与浪漫的诗性情怀，共同滋养了他的书法艺术。

《光耀文魁》之所以能超越一般的技术展示而达到更高的精神层面，正源于此。法学的训练赋予其作品以严谨的法度与逻辑性；学者的身份使其对书写内容（杨升庵及其代表的精神）有着超越常人的深刻理解与情感共鸣；诗人的气质则为其笔墨注入了充沛的激情与韵味。因此，这幅作品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养”出来和“悟”出来的。它是作者综合文化素养与生命体验的结晶，是其人格理想、学术追求与艺术抱负的外化。观其书，想见其人，一种崇文重道、襟怀天下的学者风范与士大夫精神跃然纸上。

二、 《光耀文魁》的社会价值阐发

书法艺术的价值绝非止于书斋雅玩，其更重要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社会、人民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光耀文魁》在此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社会价值尤为凸显。

（一）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杨升庵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标杆性人物。他状元及第，著述等身，即便在遭逢巨变、流放边陲的逆境中，依然坚守气节，发奋著述，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等作品更是家喻户晓。他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理想人格，凝聚了勤奋、博学、坚韧、忠贞等优秀品质。

唐从祥先生选择为杨升庵创作“光耀文魁”四字，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光耀”一词，既是对杨升庵历史地位与学术光芒的礼赞，也寓意着其精神在当代的重新焕发与传承。“文魁”则直指其状元身份与文坛泰斗的地位。通过书法这一最具中华特色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一极具中华文化内涵的主题，《光耀文魁》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展示与传播。它让观者在欣赏书法之美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回溯历史，感知先贤的人格魅力与思想智慧，从而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有力地弘扬了民族精神。

（二） 对地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增强

杨升庵是四川新都人的骄傲，是巴蜀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新都杨氏宗祠是凝聚杨氏宗亲及当地人民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的重要场所。唐从祥先生作为一位深具文化使命感的学者艺术家，特意为纪念杨升庵创作此巨作，并捐赠予杨氏宗祠收藏，这一行为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举首先是对地方历史名人的崇高致敬，激活了地方文化记忆。它将一位古代先贤以一种极具仪式感和艺术感染力的方式，重新请回当代公众的视野之中，极大地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地域自豪感。其次，作品成为新都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和人文景观，提升了地方文化品位，丰富了地方文化资源。对于前来参观的游客和研究者而言，《光耀文魁》及其背后的故事，成为了解新都、了解杨升庵、了解巴蜀文化的一个生动窗口。这正是在基层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的具体体现。

（三） 对书法艺术大众化与美育普及的推动

榜书因其体量巨大、气势恢宏，历来具有强烈的公共性特征，易于在公共空间展示并为大众所观赏。《光耀文魁》被收藏于宗祠这一具有公共性质的场所，而非私人藏家手中，使其社会效益得以最大化。

社会大众即使不具备专业的书法知识，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这幅作品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与气势感染。“光耀文魁”四字内容清晰明了，寓意吉祥 positive，易于理解和接受。它打破了“书法仅是文人雅士小圈子的艺术”的隔阂，让高雅艺术走入民间，走近大众。人们在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在接受一场无声的审美教育和文化熏陶，光耀文魁核心在于挖掘状元杨升庵优秀家风家训，弘扬新时代家风文明建设。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美育方式，对于提升全民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作品在社会上引起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也证明了真正优秀的、植根于传统的艺术创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 对“学者书法”传统与当代价值的彰显

中国书法历来有“学者书法”或“文人书法”的悠久传统，强调“学书之功，不在书内，而在书外”，注重书法背后的文化底蕴与人格修养。唐从祥先生身为法学家、学者、诗人而兼工书法，正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历代书家并非专攻一门学问，书法艺术的发扬在于先传承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

《光耀文魁》的创作，绝非一般书家的应景之作，而是建立在对杨升庵生平、学术、精神世界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有感而发，是学者与先贤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使得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涵和文化信息，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层面。它的成功，有力地回应了当下书坛存在的某些重技轻道、形式至上、忽视文化内涵的倾向，重申了学问修养对于书法艺术的终极重要性。它为“学者书法”在当代如何继承传统、如何介入社会、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卓越范例，彰显了“学者书法”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

唐从祥为明代状元杨升庵状元府题写的“文献在兹”榜书笔法上强调中锋用笔，线条浑厚，结体宽博端庄，章法布局疏密有致，既保留颜体《颜勤礼碑》的雄强气象，又通过提按节奏的微妙变化赋予时代新意‌。唐从祥提出“中华书道，道亦尊法”的创作理念，此作正是其思想的实践——既严格遵循晋唐法度（如颜体横细竖粗的对比、外拓笔势），又在墨色浓淡、字势开合中注入个人理解‌。例如“文”字捺画的波磔处理，既承袭颜体特征，又通过加重收笔力度强化金石韵味‌。作品超越纯艺术层面，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的文化符号。其“典雅厚重”的风格与状元府的历史底蕴相呼应，通过公共空间展示实现书法艺术的社会功能‌。唐从祥将书法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此作通过巨幅榜书的震撼力，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复兴与文旅融合‌。该作品标志着当代榜书创作的新高度：技法上熔铸经典与个性，理念上践行艺术服务社会的宗旨，堪称传统书法现代转型的典范‌。

结 论

综上所述，唐从祥先生创作的榜书巨制《光耀文魁》，是一件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在艺术上，它根植传统，融汇创新，以雄浑雅正的笔墨语言和宏大精谨的形式构成，成功塑造了与杨升庵精神品格相契合的书法意象，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传统功力和综合学养。在社会文化层面，它有效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增强了地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推动了高雅艺术的大众化传播与美育普及，并卓越地彰显了“学者书法”的当代价值。

《光耀文魁》的创作与影响表明，真正的书法艺术精品，必然是技法、情感、思想、文化的共同体。它不仅是书斋里的墨宝，更是能够走向社会、触动人心、参与文化建设的强大力量。唐从祥先生以一位法学家的睿智、一位学者的深邃、一位诗人的情怀和一位书法家的匠心，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实践，为我们思考书法在当代的生存状态、社会功能与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这件作品必将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显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远的历史价值。

（文章作者：郭怀远 注：以上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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