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提笔忘字”现象频发，根源在于电子设备普及使人们书写机会锐减，键盘输入逐渐取代手写。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着深层文化危机：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书写不仅是交流工具，更蕴含着文化传承、审美情趣与民族认同。提笔忘字致使人们对汉字形态、结构、意蕴的感知逐渐模糊，削弱了文化记忆的传承纽带，长此以往，可能造成文化基因的断层与民族认同感的弱化，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扭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咱们国内知名文物鉴定专家盛昶砚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盛昶砚，文物鉴定评估师导师，文物鉴定评估师考评员、北大资源学院文物标本博物馆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常务理事兼业态建设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鉴定工作站主任、中国中外名人研究会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华文化促进会文物传承工作委员会顾问。国家团体标准《文物艺术品鉴定单位基本要求规范》与《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规范》起草发起人。

主持人：盛老师，您好！

盛昶砚：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作为书法大家，您如何看待当下“提笔忘字”现象背后的文化危机？这种现象对书法传承意味着什么？

盛老师：“提笔忘字”不仅是书写技能的丧失，更是文化感知力的退化——它标志着我们与汉字的情感联结正在被数字技术解构。我在故宫《石渠宝笈》特展现场做过观察：90%的观众在《伯远帖》前停留不足30秒，却愿意花10分钟拍摄展柜玻璃；当讲解员提到“这是王珣写给堂弟的信”时，观众的第一反应是“拍照发朋友圈”，而非思考“为什么古人用毛笔写信会留下‘墨渗纸背’的痕迹”。这种“消费符号”而非“理解文化”的参观方式，正是“提笔忘字”现象在文化消费领域的延伸。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汉字是“形、音、义”的三维符号，而键盘输入将其简化为“音、义”的二维关系。长期依赖拼音输入会导致大脑对汉字“形”的记忆弱化——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能说出“尴尬”的拼音（gāngà），却写不对字形（常误写为“九菜”）。更危险的是，这种弱化会逐渐侵蚀我们对汉字美感的感知：当“永”字的八种笔画（侧、勒、弩、趯、策、掠、啄、磔）被简化为键盘上的几个字母，我们便失去了通过临摹感受“永字八法”中“点如高山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的机会，最终导致书法审美能力的退化。

我常对学生说：“临帖不仅是模仿笔画，更是用身体记忆感受古人运笔时的呼吸节奏。”例如，临摹颜真卿《多宝塔碑》时，要体会他提笔时的力度（从轻到重）、转折时的角度（方圆兼备）、收笔时的方向（或回锋或出锋）；这种“身体记忆”会转化为对汉字结构的深层理解——为什么“家”字的宝盖头要写宽（象征屋顶覆盖），为什么“爱”字中间要有“心”（强调情感核心）。而键盘输入完全剥离了这种身体参与，导致我们对汉字的理解停留在“符号”层面，而非“文化载体”层面。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当前书法文物市场“重名家轻民间”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文化传承有何影响？

盛老师：这是当前书法文物市场最亟待纠正的认知偏差。我常说：“名家书法是‘高峰’，民间书法是‘基座’；没有基座的支撑，高峰终将崩塌。”

从艺术价值看，民间书法往往蕴含更纯粹的“实用美学”。例如，我在西安碑林见过一组清代账房先生的算盘书法——他们用毛笔在算珠上记录数字，既要保证计算准确，又要追求书写美观，这种“在约束中求自由”的创作状态，催生了独特的“算珠体”书法：笔画圆润如算珠，结构紧凑如账目，充满民间智慧。2022年嘉德秋拍，一件明代药铺记账簿以287万元成交，正是市场对民间书法价值重新认知的体现。

从历史价值看，民间书法是“活的历史”。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人写经》中，90%的书写者是民间书手，他们的字迹或稚拙或老辣，但无一不反映唐代社会的真实面貌：某件《金刚经》卷尾有书手自注“岁在壬申，于沙州敦煌县悬泉置写毕”，直接证明了唐代驿站系统的存在；另一件《妙法莲华经》中，书手因墨色不足，用清水稀释后继续书写，导致部分文字模糊，这种“不完美”恰恰成为研究唐代造纸与用墨技术的珍贵资料。

然而，当前市场对民间书法的忽视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大量民间书法文物被低估甚至遗弃（如农村老宅中的祖传账本、地契被当作废纸处理）；二是伪作泛滥（不法分子利用民间书法“无名性”的特点，批量伪造“清代商人信札”“民国学生作业”等赝品）。要改变这一现状，需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加强民间书法文物的普查与登记（我们正在推动“中国民间书法文物数据库”建设）；二是提升公众认知（通过展览、出版、短视频等形式普及民间书法价值）；三是完善市场评估体系（建立“民间书法分级标准”，从艺术性、历史性、稀缺性等维度科学定价）。

主持人：在您接触的书法文物中，哪件给您带来最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如何影响您的学术研究或创作实践？

盛老师：2018年，西安碑林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的鉴定工作。这件碑刻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用汉字记录了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的历史，其书法融合了隶书的庄重与波斯文的装饰性：碑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字采用隶书，但横画末端上翘，类似波斯文中的“鸟形尾”；碑文正文则以楷书为主，但部分笔画（如“人”字的捺画）故意拉长，形成类似波斯地毯花纹的装饰效果。

这件文物彻底颠覆了我对书法“纯正性”的认知。过去，我总认为书法应坚守“笔法、字法、章法”的传统范式，但《景教碑》证明：中华书法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它既能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如佛教造像对魏碑的影响），也能通过“再创造”反哺其他文明（如日本遣唐使将中国书法带回日本，催生了“和样书道”）。

这种启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在学术上，我提出“书法文化生态学”理论，强调书法不是孤立的艺术形式，而是与宗教、贸易、科技、社会心理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例如，我们在研究敦煌写经时发现，唐代书手普遍使用“硬黄纸”（一种涂有黄蘖汁的透明纸），这种材料不仅防蛀，还能通过“临摹透写”提高抄写效率——这直接反映了唐代造纸技术与书法传播的互动关系。

主持人：在鉴定书法文物时，您最关注哪些核心要素？

盛老师：鉴定书法文物，从气韵、材料、文献三个维度综合判断。

第一眼：观气韵。书法是“心画”，气韵是作者精神状态的直接投射。以王羲之《兰亭序》为例，其“之”字21种变化绝非刻意设计，而是酒后即兴的自然流露——从“暮春之初”的舒展，到“后之视今”的凝重，再到“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洒脱，气韵随情感起伏而变化，这种“不可复制性”是鉴定真迹的关键。2018年，某拍卖行征集到一件号称“北宋米芾《蜀素帖》摹本”，我通过高清扫描发现，其“刷字”笔法虽形似，但缺乏米芾“八面出锋”的凌厉感，更关键的是，通篇气韵过于均匀，缺乏原作中“狂而不乱”的节奏变化，最终判定为清代高手摹本。

第二眼：察材料。书法文物的材料（纸张、墨色、装裱）是断代的重要依据。明代董其昌常用“绵料纸”，其纤维短而柔软，墨色渗透后形成“毛而不燥”的质感；清代刘墉则偏爱“皮料纸”，纤维长且坚韧，墨色层次更丰富。我曾鉴定一件乾隆御笔《三希堂记》立轴，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其墨色中含有“松烟+珍珠粉”的特殊配方（乾隆御墨的典型特征），且纸张纤维中混有“金粟笺”的标志性云龙纹，最终确认为清宫原藏。反之，某件号称“宋代黄庭坚《松风阁诗》”的作品，虽书法风格近似，但纸张经碳14检测为清代产物，墨色也缺乏宋代“油烟墨”的温润感，显然是后人伪作。

第三眼：考文献。书法文物必须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2019年，某藏家出示一件“明代文徵明《真赏斋图》题跋”，通过对比文徵明年谱发现，题跋中提及的“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与友人赏画”与史实矛盾——文徵明该年正在苏州为知府作画，无暇赴南京。进一步查证发现，题跋中的“友人”姓名出自清代《吴门画史》，明代文献中并无记载，最终判定为清代画家借文徵明之名创作的赝品。这种“文献交叉验证法”能有效避免“以书论书”的片面性。

主持人：作为文物鉴定专家，您认为书法类文物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其独特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盛老师：书法文物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基因库”，它承载的不仅是文字信息，更是特定时代的文化密码、审美取向与精神气质。以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为例，其中收录的书法作品跨越千年，从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的飘逸洒脱，到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悲愤激昂，再到宋代苏轼《寒食帖》的苍凉沉郁，每一件都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书法文物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实用艺术”（如公文、信札、碑刻），又是“纯粹艺术”（如手卷、册页、立轴），这种双重属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中最具韧性的载体。

我曾系统深入了解了山西博物院藏北宋《妙法莲华经》写本的鉴定工作。这件文物表面看是佛教经典，但卷首的供养人题记却记录了北宋商人的贸易网络与民间信仰——某位商人出资抄写经书，祈求“商路平安”，题记中不仅列出了参与捐赠的商号名称，还详细描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驼队运输的场景。这种“以书载史”的功能，是青铜器、陶瓷等文物难以替代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书法文物的创作主体极为广泛，上至帝王将相（如乾隆御笔），下至平民书手（如敦煌写经生），这种“全民参与”的特性使其成为研究社会史、生活史的珍贵资料。

比如展出的一件清代药铺记账簿。账本用毛笔记录药材名称、价格与交易时间，字迹工整却充满生活气息：某页边缘有药铺伙计随手画的草药简笔画，另一页则因长期翻阅导致墨色晕染，形成独特的“时间痕迹”。这类文物让我深刻认识到：书法文物的价值不在于作者名气，而在于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密度”。正如启功先生所言：“书法是文化人的‘心电图’，每一笔都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主持人：作为国家文物鉴定标准起草人，您认为当前书法文物鉴定面临哪些挑战？

盛老师：当下书法文物鉴定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科技造假呈现出产业化态势。如今造假者手段愈发高明，科技手段的介入让假文物制作得极为逼真，给鉴定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就拿去年我们截获的一批假董其昌书法来说，造假者先利用AI技术进行生成，AI能够依据大量数据模拟出董其昌书法的风格特征。之后又进行手工修饰，让作品在细节上更加完美。在用墨方面，他们获取了博物馆对董其昌真迹高清扫描后的用墨数据，使得假作品的墨色与真迹极为相似。纸张做旧更是采用了纳米级氧化技术，这种技术能精准控制纸张老化的程度和效果，让纸张看起来历经了漫长的岁月。甚至在进行碳14测年时，结果都难以辨别出这批作品是赝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首先是考据作者生平轨迹，了解作者在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的变化等，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一位书法家在仕途顺遂时和遭遇挫折时的作品风格可能会有明显差异。其次是分析作品文化语境，将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量，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等。例如，不同朝代的书法风格会受到当时社会审美观念的影响。

最后是验证材料工艺逻辑，对作品所使用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判断其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以鉴定怀素《自叙帖》为例，就要结合唐代僧人的用纸习惯，了解当时纸张的产地、材质、制作工艺等，同时分析狂草艺术在唐代的发展脉络，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鉴定作品的真伪。

主持人：您对年轻鉴定人才培养有何建议？

盛老师：在年轻鉴定人才培养方面，学员要深入学习各种书法字体的书写技巧，临摹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掌握不同风格书法的特点和韵味。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培养对书法艺术的感知能力。

再则系统学习文物鉴定知识，包括文物鉴定的理论方法、历史背景、相关法律法规等。通过这种先创作后鉴定的学习模式，能让学员更好地理解书法作品的艺术内涵和创作过程，从而在鉴定时更加准确和深入。

去年有个学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临帖三年后突然问我：“为什么《祭侄文稿》里‘父’字的横画会突然变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出他对作品细节的关注和思考。这个观察促使他深入研究唐代毛笔制作工艺，了解当时毛笔的材质、形状、弹性等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书法运笔的影响。最终，他完成了优秀论文《从运笔痕迹看安史之乱时期笔料变迁》。这说明创作与鉴定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只有让学员在创作中积累经验、培养艺术感觉，再结合鉴定知识的学习，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书法文物鉴定大师，这才是培养人才的正确路径。

主持人：作为中华文化促进会文物传承与工作委员会顾问，您如何推动书法文化的国际传播？

盛老师：为了推动书法文化的国际传播，我们国家正在计划实施“汉字丝路计划”。首先，在敦煌建立书法文物国际研究中心，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书法文物资源。在这里建立研究中心，能够汇聚国内外优秀的书法研究人才，开展书法文物的研究、保护和交流工作。同时，邀请沿线国家艺术家用本国文字书写汉字，再由中国书法家进行再创作。这种创作方式打破了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让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能够参与到书法文化的创作中来。比如用阿拉伯书法写“茶”字，阿拉伯书法具有独特的线条美和装饰性，与汉字“茶”的内涵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用拉丁字母重构“道”字，拉丁字母的简洁明快与“道”字的深邃哲理相融合，展现出不同的文化魅力。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书法艺术在当代国际艺术市场中的定位？

盛老师：书法是中华文化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目前国际上对书法艺术的认知仍停留在“东方装饰艺术”层面，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要强调的是，艺术市场只是传播书法文化的一种手段，它能够为书法文化的传播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平台，但绝不能成为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书法文化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其艺术成就、历史文化内涵和对人类精神文明的贡献等方面，而不是仅仅取决于市场价格的高低。

主持人：您对未来书法教育有何愿景？

盛老师：对于未来书法教育，首先，希望每个中国家庭拥有“书法三件套”，即好毛笔、宣纸和《说文解字》。好毛笔是书写书法的基础工具，其质量直接影响书写效果；宣纸具有吸水性强、润墨性好等特点，能够展现出书法作品的独特韵味；《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通过学习《说文解字》，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内涵和演变，提高对书法文化的认识。

其次，每个社区配备书法文物巡展箱，巡展箱内可以展示一些书法文物的复制品、图片、介绍资料等，让社区居民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书法文化，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最后，每个中小学建立书法文物数字实验室，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书法文物的魅力和历史价值。通过模拟书法创作过程、展示书法文物的发展历程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更长远的目标，是让书法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通用语”。就像古希腊雕塑代表西方美学，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西方文化的魅力，中国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应该成为东方美学的核心符号，在中外文明对话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主持人：再次感谢盛老师的精彩分享！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盛昶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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