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对女性是相对包容的，这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别差异，高薪、光鲜的工作，最大程度满足女性对“独立”“成功”的渴望。但互联网大厂的竞争又是激烈、残酷的，生育成为女性最不可预知的变量，大厂员工和妈妈的双重身份考验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女性。

作者 |袁玥

编辑 |邢昀

一位互联网员工描述自己进入公司园区的感觉：大厂，是工厂的厂。

在这个封闭且稳固的环境里，你能找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从食堂、健身房到咖啡屋。这里按照既定规则运行，提供了足够多的财富，甚至消解了性别差异，满足着女性对“独立”的想象。

但女性的婚育，是整个稳固结构中的变量。女性纠缠于与生俱来的困境，如何同时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和员工。

要像没有孩子一样，甚至更拼

人生赢家

李静不止一次听人形容她“人生赢家”：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在西二旗一家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李静从副总裁手中领取了“公司最佳员工”的奖牌。半圆形舞台两侧用大屏幕投出她的履历和个人照片。舞台上的她，脸上洋溢着喜悦，白色T恤紧裹着凸出的腹部，肚子里的二胎那时大概三个月。

台下坐着一百多人，都是职级较高的领导和获奖人，女性只占其中的1/3。偌大的科技园区内，颁奖厅位于广场中心，只有得到允许的人才能进入。领导拍了一张她拿着奖牌的照片发到部门群里，同事们纷纷祝贺，“实至名归”。

当时李静所负责的运营工作出现瓶颈，大家束手无策，一次汇报中她力排众议，提出一套大胆的提案，扛着风险说服领导支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她带着两个研发猛干，实现预期目标后，同事们对李静评价“有魄力““靠谱”。

部门领导对她非常看好，有提拔她的意愿。而二宝即将出生，她把这件事告诉丈夫，丈夫坚定支持，公婆也表态会不遗余力地照顾好孩子。每个人各司其职，一切都在轨道上运行良好。

“优秀员工”给李静带来肾上腺素飙升的成就感，就像她第一次成为妈妈时那样。在登台领奖的那一刻，她觉得对人生充满了“掌控感”。

在此之外，她曾有过一段迷茫期。7年前李静怀上大宝，领导得知后有所担忧，这意味着一个得力干将要离开数月。生完大宝重返职场，她发现原本同级的员工成了自己的领导，手里的业务也被分配出去。下午3点过后，她的视力会变得模糊，体力也有些跟不上。跟家人沟通后，她决心破釜沉舟，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

大厂可以最大程度的接纳女性对成功的渴望。高薪给予女性选择的自由、家庭生活中的底气。但当生育成为稳定结构中的不可知因素，高度依赖结果导向，不进则退的职场法则，又显示出了残酷一面。

“大厂妈妈”相对于“员工”来说，是一种被隐藏的身份，“就像没有孩子一样的拼，甚至比别人更拼”，才是她们呈现出来的样子。大部分“大厂妈妈”，都把自己训练成“时间管理大师”。

7年来，李静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公司，列计划，确定沟通方案，即便在待产阶段也没有变过。她很少去吃午饭，即便是午休时的散步，也会被她用来为同事解答工作困惑，要榨取时间的每一分价值。

在沟通中，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中性人。没有所谓的“性别福利”，能征服同事的只有靠专业度。在职场里，“妈妈”这个身份唯一的用处是，在跟女同事聊天时，能借此迅速找到共同话题，让工作沟通变得更加顺畅。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她曾经每天花半小时复盘自己的时间。一项一项罗列，细化到分钟级，再从中归纳出自己的注意力曲线，同时删掉无效的时间消耗。为了能成为更好的员工，她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拿到“最佳员工”前一个月，李静还完成了一次职级晋升。按照公司规定，通过答辩才能晋升，进入答辩现场的人都已经过层层筛选。

答辩现场相当激烈。为了体现对这次答辩的重视，李静身着正装，换上了极少穿的高跟鞋，怀胎两月的肚子还不是特别能看出来。六个评委呈U字形坐成一排将她包围。尖锐的问题一个个抛出，其中包括“你做的产品这么烂，你对此有何看法”。李静的回答从容不迫，最终“全票通过”，成为十个候选人中唯一成功晋升的人。

晋升之后，30%的涨薪、奖金和掌声一起朝她涌来。在“妈妈”和“员工”两种身份之间，她觉得自己做到了“游刃有余”。但她没意识到的是，快速旋转的齿轮上，早已出现隐隐约约的裂缝。

即便对时间精打细算，但吸奶的时间始终无法被省掉。她总是带着电脑去吸奶室，买来辅助吸奶的胸罩，解放双手工作。有时电话会议会在吸奶时进行，打电话时，她能感受到因吸奶造成的肌肉拉扯疼痛。吸奶室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每个妈妈都在忙自己的事，很少有人会聊天。一开始她每天吸奶两次，后来奶量越来越少，返回职场两周后就没了奶水。

工作中，她需要保证精力高度集中。为此，她让大宝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睡，以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但是公婆偶尔会跟她汇报，孩子入睡困难，甚至哭上两个小时。有时下班遇到孩子还没睡，她会过去抱抱，但总在半小时内速战速决，心里想的仍然是，邮件回了没，今天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在二胎孕期，李静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11点以后才下班。偌大的产业园区，不管再晚，总有几栋楼到凌晨依然灯火通明。深夜下班，久坐后的肚子有些隐隐发胀，她不敢走太快，得慢慢挪到车上。一上车，她就感到头冒虚汗，肚子发僵。孩子四五个月大时出现胎动，她无法仔细去感受作为母亲的喜悦，只能一头睡过去。

Deadline在追赶，只能“索性让孩子哭”

张希发现自己怀二胎时，是在一家大厂工作的第10个年头。

那天她还在上海出差，通知家人后，她最先想要告诉的人是领导。因为当时刚升总监，整个团队都需要重建，张希心里一直忐忑不安。领导的支持，打消了她的忧虑。

当时她已39岁，属于高龄产妇。很快严重的孕反开始，呕到喉咙见血，24小时反胃，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还得入院打点滴。而公司的重要项目同时上线，她要负责整个项目的策划实施部分。

刚开始时她没有告诉团队其他人，自己是一个孕妇。内心的倔强让她不愿意自己被当作“特殊人群”，或者将工作推脱给别人。她希望即便在家工作，也要像“正常人”一样。

卧床时手机就成了电脑。即便打着点滴，她也尽力让自己随时响应。当时她跟香港团队连线，开项目电话会议，开着开着就有些恍惚，连别人说的话也需要费力才能理解。严重孕吐持续了四个月，状态稍微好转后，她又开始出差了。

项目落地前一夜，张希带着四五个月大的肚子准备。晚上天气凉，同事看到她脸色很差，专门给她带了一条毯子，就这样跟同事一起熬到凌晨两点。活动结束的中午，她坐在工位上哭了，责怪自己因为体力不支导致项目出现漏洞，“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

在此之前，公司的许多荣耀时刻，她都是参与者。大女儿7岁时，她有整整一年的时间都在出差。每周去一个目的地，周一出发，周末才能回家。当时因为这个项目，她们拿到了行业内的最高奖项。所有获奖者中，她们是唯一的一个以单独公司身份获奖的。

可是颁奖礼那天，合影中的她是被同事P上去的，因为女儿突然发烧就医，张希缺席了这个重大时刻。

她的家距离公司30公里，上班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甚至更久。二宝出生前半个月，她依旧遵守考勤去公司上班。同事跟她开玩笑，“高龄妈妈，你可不要生在办公室了”。直到她入院等待安排病房时，还在医院的椅子上过了几个审批单，给团队的一个策划案提了意见。

月子第十天，一个紧急需求，她又挣扎起身坐到了电脑前，打开了文档。当时孩子的哭闹声隔一段时间就响起，像闹钟一样，催促她起身喂奶。她只好在脑子里理清思路，等丈夫晚上九点下班后，把孩子交给丈夫，独自一个人躲到了客厅里工作。

卧室里隐隐传来孩子哭声，她心一酸，又迅速抛开情绪。Deadline的追赶让她顾不上感伤，只能“索性让孩子哭”。

平时工作群里到后半夜，仍不断有同事讨论工作，张希对自己的要求是，即便休产假，也尽量保证随时在线的状态。白天的时候，她抱着孩子坐在电脑面前，左手搂着孩子喂奶，右手滑鼠标，看方案。需要回建议时，再拿起手机，有时左臂会被孩子压麻。

当年她的名字出现在了年终奖的名单里。按规定，员工如果休假超三个月，就不能参加年度考评，也就没有奖金。但领导告诉她，“虽然你没有出现在公司，可我能看到你的工作”。

对于大厂妈妈来说，有一个默认的共识。一个妈妈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就必须是自律的、进取的，她们甚至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努力，为的只是成为“更好的女性”。她们自我驱动，榨干自己的24小时，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可事实上，得到和被牺牲的，数据、KPI都无法概括。

一个为工作而尽情燃烧的女性，和孩子的妈妈比起来，到底哪种身份更能让自己认可？正如张希所说，“两个身份同等重要，没有谁的优先级更高”。但是，在不同身份之间巧妙盘旋，即便计算再精密，也难免失衡。

孕期李静有一次加班到凌晨四点，同事交出的方案总是达不到要求，焦虑疲惫之下肚子发僵，同事让她去会议室躺一会儿，冰凉的椅子上，她能感到明显的胎动，那个夜晚漫长而又无力。

产检时，李静发现了妊娠糖尿病和卵圆孔发育异常，有可能导致胎儿的心脏功能障碍。医生分析，可能跟她的工作压力太大有关。对孩子的内疚在她心里发酵，“要不要换个工作”，这个想法第一次冒了出来。

那时大宝刚上幼儿园，因为教育问题她总跟公婆产生矛盾。二胎出生前，她陷入了产前抑郁，她只能试图参加心理学的课程解决问题。

可是，大厂最不需要的就是眼泪。要做的，就是磨平棱角，去掉质疑，将自己变成最符合标准的螺丝钉。

互联网“留守儿童”

错过的时间真能用物质填满吗？

入职大厂一年后，王蓓发现除了周末，工作日很少见到孩子醒时的样子。

每晚最早九点下班，忙起来得凌晨一两点才到家。到家后，家人都已入睡，她轻手轻脚进入女儿房间，亲亲她在睡梦中的小脸，再回到卧室继续加班。

她原本在传统行业工作，为了追求更高的工作成就，35岁那一年，王蓓心一横，跳到了互联网行业。自从进入大厂，她就开始了杭州、北京两地奔波的生活。

起初在市场部，王蓓每月至少有1-2周是在外地，出差时，完全顾不上家里。她负责商务谈判，平时需要频繁进行电话会议，由于说话太多，感觉每天脑子缺氧，下班后一句话都不想说。

每逢“双11”、618，下班回家还要第二次进入工作状态，凌晨12点是广告上线时刻，她得一直盯到半夜四点，第二天还得11点前到公司。每天三杯咖啡，顾不上吃午餐是常态。商务谈判时，不管面对怎样的对手，她都要保持情绪平稳，可回到家里，遇到跟老人教育观念的冲突，憋着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但事后她又会后悔，只能警告自己，既然把孩子交给了老人，就不能随意发脾气。

好不容易回家早一点，王蓓想亲近一下女儿，可女儿总是躲着自己。她想带女儿一起睡觉，会遭到拒绝，一条看不见的沟壑隔在母女之间。许多个加班的深夜，她常常问自己，这样的付出值得吗？但短暂的犹豫很快消散在工作节奏中。

职场不需要眼泪，不允许情绪和软弱，理性、野心以及对更高成就的仰望被视为“成功”的必备要素。一开始她总是沉溺于工作，她并不希望“孩子的妈妈”是自己唯一的标签。那些影响结果的变量，会被毫无痕迹的抛出齿轮之外。

KPI、OKR挤占了家庭生活、孩子成长的空间。有一段时间，“互联网留守儿童”的概念在媒体中流行。“留守儿童”曾经指的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父母，迫不得已跟孩子分居两地。看似光鲜的互联网员工们，困于996、大小周、出差、重大项目，陪伴孩子成为一种奢侈，养育责任更多落在老人身上，在城市里衍生出类似农村留守儿童的状态。

与农村留守儿童不同的是，大厂父母们还可以在周末挤出时间陪伴，用更好的物质条件，花样大餐、高档玩具、游乐场，来弥补自己的陪伴缺失，但错过的时间真的能用物质填满吗?

女儿过生日那天，出差途中的张希在高铁上接到电话。那一头，女儿甜甜地说，买了生日蛋糕，要妈妈下班跟她一起吃。挂完电话，张希内心一片内疚。她常去上海出差，回家前就会去机场的迪斯尼玩具店采购，她买遍了店里的每一款公主娃娃。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弥补她所有的遗憾。

生二胎前后，由于在家工作，多了陪伴时间，张希觉得和女儿的情感加深了。她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乖巧，只要自己皱起眉头，女儿就知道妈妈工作，不能打扰。她吐得昏天黑地时，7岁的女儿会给妈妈端水，还提醒“妈妈你该吃药了”。

放假时女儿想下楼玩耍，可自己体力不支无法陪伴。她只好看着女儿出门，自己在广场上找小伙伴们玩耍。那天，她对着窗外看了很久，感受到女儿真的慢慢长大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让李静忽略了大宝早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他总是要哭闹一两个小时才能入睡，拖了好一阵儿才发现是“隐形湿疹”。比如，他鼻子不通气，后来才知道是慢性鼻炎。

大宝3岁以后开始上幼儿园，公婆频繁收到老师的投诉，孩子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不守纪律，也不爱学习。公婆急起来开始训斥李静：你必须管一管孩子了。

运行良好的轨道卡住了，生活中的裂缝被越撕越大。

有一次李静带两个孩子去公园，孩子们抢着要她抱，在大庭广众下扭打起来。旁边路过的人都说，“以后不要生二胎”。她开始怀疑，这是否是因为孩子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导致的？那道裂缝终于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翻了她的生活。

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像工作一样列出很多很多计划，可写到最后，不知道该写什么了。她想过辞职，可事实上，她无法真的离开大厂。收入锐减是一方面，全职妈妈的困境让她担忧，更重要的是，“万一我辞职了，也当不好妈妈怎么办？”

35岁危机时隐时现，大厂妈妈们不断取舍

女性的生育困境是与生俱来的，职场女性更是如同高难度走钢丝。几位互联网大厂妈妈的故事只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大多数职业女性的体验。

在某大厂做市场运营的刘音，负责带一个小团队，她声称自己会慎重考虑招聘已婚未孕的女性，尽管她自己是一位母亲。起因是她曾招过一位女性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就怀孕了。刘音很生气，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她跟这个女生说，你这样做会让大家对女性失去信心。女孩休产假时，团队其他同事就得多做一份工作。

之后招聘中如果候选人同等优秀，刘音宁肯选择男性。因为对于职场女性来说，婚育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除非女性候选人要比男性优秀很多，她才愿意接受。“这很残酷，但就是事实。有时候越小的企业，越无法承担女性生育的负担。”

很多年轻女性仍然会将大厂作为不错的选择。除了快节奏的工作和996以外，大厂也同时意味着更完善、高标准的生育福利保障。相对很多工作来说，妈妈们会被以更温情的方式对待。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大厂不会轻易裁掉一个孕妇。

如今随着大环境调整，互联网人口红利见顶，更多公司逐渐慢下来，大小周的取消就是其中一个标志。相应，对员工的管理方式也从粗放走向精细化，更多关怀女性生育的福利释放，比如积极跟进最新的产假政策，快手在最新的福利调整中新增“生育礼金”政策，最高可得3000元奖励。女员工占比较高的携程，为员工提供3800元的礼金，上下班打车费用报销，此前还为部分女员工提供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

但企业只能做到基于法律和伦理的公平。作为成熟的职场女性，不太会过多谈论家庭生活的困难。毕竟在绩效面前，孕妇、哺乳期妈妈不会有特殊待遇。而慢下来的互联网公司也意味着可能是更激烈的竞争环境。

像没有孩子一样的去工作，是“妈妈们”适应环境的方式，甚至要在35岁职场危机来临前，更精心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和家庭节奏。刘音看到媒体上关于35岁危机的描述，觉得自己深有同感。她最近进入瓶颈期，虽然带团队，但升职很困难。

大厂妈妈们小心翼翼地在天平两端权衡，并不断做出取舍和改变。

李静升职后，遇到公司结构调整，她被换到另一个团队，跟面试官聊时，她很坦白的说，“我有两个孩子加不了班，也没有太多晋升的愿望”。说这句话时，她内心极度不安，但鼓足了勇气。幸好领导表示理解，“实事求是有时候比夸大自己能力更重要”。

在工作上，她更关注对团队的培养，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对细节过度关注。在生活上，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加班，早早回家陪伴家人。变化是明显的，大宝的社交问题得到改善。跟老人的争执越来越少，家里的欢声笑语又回来了。

最近李静意外来了三胎。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慌，产假期间她完全放下工作，投入到家庭中。把家庭计划一项一项写进excel。早上五点半起床锻炼，依次叫孩子起床。不太会做饭的她，开始给六个人做早餐，还给自己留下时间。产假期间的日程表依然像工作时一样紧锣密鼓。

可是，给六个人做早餐，和召开六个人的团队会议时的感受，到底哪一种能给她带来更重要的价值感？李静说，自己做到了让“工作和家庭双向赋能，而不是彼此拖累”，但更多的职场妈妈仍在家庭和工作的取舍中仔细权衡，倍感纠缠。

她们获得社会对“独立女性”的褒扬，“体面的薪水、内外兼修、家庭事业两不误”，优秀的专业能力，让她们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认可。家庭的和谐，让她们享受爱与被爱。为此，她们恨不得化出分身，把每一分钟都揉碎榨干，去触摸“幸福”的天花板，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无懈可击、优雅得体。

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幸福”背后的代价，身体状态的下滑，可能是崩溃的前兆。

王蓓去医院检查时，发现自己有了甲状腺结节，这件事让她下定决心转岗。现在她不太会出差，一周锻炼三次，也多了陪孩子的时间，在公司常常会收到孩子的语音微信，“妈妈辛苦了”。

负重前行的同时，来自家庭成员的理解，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糖“。她们偶尔也会想，看似拥有了一切，可唯独没了“自己”。

刘音每天早上都要跑着去赶7点班车，不爱早起的她异常期待坐上公司班车的时刻。四十分钟的车程中，她不用再去想工作和孩子，就拿出手机写写文章，或者什么都不做，就看着窗外，朝霞渐渐点亮大地。这是她一天中唯独属于“自己”的时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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