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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互联网大厂生娃,孩子变成“留守儿童”

我在互联网大厂生娃,孩子变成“留守儿童”
2022-01-24 15:07:04 来源:腾讯网

互联网大厂对女性是相对包容的,这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别差异,高薪、光鲜的工作,最大程度满足女性对“独立”“成功”的渴望。但互联网大厂的竞争又是激烈、残酷的,生育成为女性最不可预知的变量,大厂员工和妈妈的双重身份考验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女性。

作者 |袁玥

编辑 |邢昀

一位互联网员工描述自己进入公司园区的感觉:大厂,是工厂的厂。

在这个封闭且稳固的环境里,你能找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从食堂、健身房到咖啡屋。这里按照既定规则运行,提供了足够多的财富,甚至消解了性别差异,满足着女性对“独立”的想象

女性的婚育,是整个稳固结构中的变量。女性纠缠于与生俱来的困境,如何同时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和员工。

要像没有孩子一样,甚至更拼

人生赢家

李静不止一次听人形容她“人生赢家”: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在西二旗一家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李静从副总裁手中领取了“公司最佳员工”的奖牌。半圆形舞台两侧用大屏幕投出她的履历和个人照片。舞台上的她,脸上洋溢着喜悦,白色T恤紧裹着凸出的腹部,肚子里的二胎那时大概三个月。

台下坐着一百多人,都是职级较高的领导和获奖人,女性只占其中的1/3。偌大的科技园区内,颁奖厅位于广场中心,只有得到允许的人才能进入。领导拍了一张她拿着奖牌的照片发到部门群里,同事们纷纷祝贺,“实至名归”。

当时李静所负责的运营工作出现瓶颈,大家束手无策,一次汇报中她力排众议,提出一套大胆的提案,扛着风险说服领导支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她带着两个研发猛干,实现预期目标后,同事们对李静评价“有魄力““靠谱”。

部门领导对她非常看好,有提拔她的意愿。而二宝即将出生,她把这件事告诉丈夫,丈夫坚定支持,公婆也表态会不遗余力地照顾好孩子。每个人各司其职,一切都在轨道上运行良好。

“优秀员工”给李静带来肾上腺素飙升的成就感,就像她第一次成为妈妈时那样。在登台领奖的那一刻,她觉得对人生充满了“掌控感”。

在此之外,她曾有过一段迷茫期。7年前李静怀上大宝,领导得知后有所担忧,这意味着一个得力干将要离开数月。生完大宝重返职场,她发现原本同级的员工成了自己的领导,手里的业务也被分配出去。下午3点过后,她的视力会变得模糊,体力也有些跟不上。跟家人沟通后,她决心破釜沉舟,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

大厂可以最大程度的接纳女性对成功的渴望。高薪给予女性选择的自由、家庭生活中的底气。但当生育成为稳定结构中的不可知因素,高度依赖结果导向,不进则退的职场法则,又显示出了残酷一面。

“大厂妈妈”相对于“员工”来说,是一种被隐藏的身份,“就像没有孩子一样的拼,甚至比别人更拼”,才是她们呈现出来的样子。大部分“大厂妈妈”,都把自己训练成“时间管理大师”。

7年来,李静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公司,列计划,确定沟通方案,即便在待产阶段也没有变过。她很少去吃午饭,即便是午休时的散步,也会被她用来为同事解答工作困惑,要榨取时间的每一分价值。

在沟通中,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中性人。没有所谓的“性别福利”,能征服同事的只有靠专业度。在职场里,“妈妈”这个身份唯一的用处是,在跟女同事聊天时,能借此迅速找到共同话题,让工作沟通变得更加顺畅。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她曾经每天花半小时复盘自己的时间。一项一项罗列,细化到分钟级,再从中归纳出自己的注意力曲线,同时删掉无效的时间消耗。为了能成为更好的员工,她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拿到“最佳员工”前一个月,李静还完成了一次职级晋升。按照公司规定,通过答辩才能晋升,进入答辩现场的人都已经过层层筛选。

答辩现场相当激烈。为了体现对这次答辩的重视,李静身着正装,换上了极少穿的高跟鞋,怀胎两月的肚子还不是特别能看出来。六个评委呈U字形坐成一排将她包围。尖锐的问题一个个抛出,其中包括“你做的产品这么烂,你对此有何看法”。李静的回答从容不迫,最终“全票通过”,成为十个候选人中唯一成功晋升的人。

晋升之后,30%的涨薪、奖金和掌声一起朝她涌来。在“妈妈”和“员工”两种身份之间,她觉得自己做到了“游刃有余”。但她没意识到的是,快速旋转的齿轮上,早已出现隐隐约约的裂缝。

即便对时间精打细算,但吸奶的时间始终无法被省掉。她总是带着电脑去吸奶室,买来辅助吸奶的胸罩,解放双手工作。有时电话会议会在吸奶时进行,打电话时,她能感受到因吸奶造成的肌肉拉扯疼痛。吸奶室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每个妈妈都在忙自己的事,很少有人会聊天。一开始她每天吸奶两次,后来奶量越来越少,返回职场两周后就没了奶水。

工作中,她需要保证精力高度集中。为此,她让大宝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睡,以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但是公婆偶尔会跟她汇报,孩子入睡困难,甚至哭上两个小时。有时下班遇到孩子还没睡,她会过去抱抱,但总在半小时内速战速决,心里想的仍然是,邮件回了没,今天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在二胎孕期,李静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11点以后才下班。偌大的产业园区,不管再晚,总有几栋楼到凌晨依然灯火通明。深夜下班,久坐后的肚子有些隐隐发胀,她不敢走太快,得慢慢挪到车上。一上车,她就感到头冒虚汗,肚子发僵。孩子四五个月大时出现胎动,她无法仔细去感受作为母亲的喜悦,只能一头睡过去。

Deadline在追赶,只能“索性让孩子哭”

张希发现自己怀二胎时,是在一家大厂工作的第10个年头。

那天她还在上海出差,通知家人后,她最先想要告诉的人是领导。因为当时刚升总监,整个团队都需要重建,张希心里一直忐忑不安。领导的支持,打消了她的忧虑。

当时她已39岁,属于高龄产妇。很快严重的孕反开始,呕到喉咙见血,24小时反胃,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还得入院打点滴。而公司的重要项目同时上线,她要负责整个项目的策划实施部分。

刚开始时她没有告诉团队其他人,自己是一个孕妇。内心的倔强让她不愿意自己被当作“特殊人群”,或者将工作推脱给别人。她希望即便在家工作,也要像“正常人”一样。

卧床时手机就成了电脑。即便打着点滴,她也尽力让自己随时响应。当时她跟香港团队连线,开项目电话会议,开着开着就有些恍惚,连别人说的话也需要费力才能理解。严重孕吐持续了四个月,状态稍微好转后,她又开始出差了。

项目落地前一夜,张希带着四五个月大的肚子准备。晚上天气凉,同事看到她脸色很差,专门给她带了一条毯子,就这样跟同事一起熬到凌晨两点。活动结束的中午,她坐在工位上哭了,责怪自己因为体力不支导致项目出现漏洞,“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

在此之前,公司的许多荣耀时刻,她都是参与者。大女儿7岁时,她有整整一年的时间都在出差。每周去一个目的地,周一出发,周末才能回家。当时因为这个项目,她们拿到了行业内的最高奖项。所有获奖者中,她们是唯一的一个以单独公司身份获奖的。

可是颁奖礼那天,合影中的她是被同事P上去的,因为女儿突然发烧就医,张希缺席了这个重大时刻。

她的家距离公司30公里,上班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甚至更久。二宝出生前半个月,她依旧遵守考勤去公司上班。同事跟她开玩笑,“高龄妈妈,你可不要生在办公室了”。直到她入院等待安排病房时,还在医院的椅子上过了几个审批单,给团队的一个策划案提了意见。

月子第十天,一个紧急需求,她又挣扎起身坐到了电脑前,打开了文档。当时孩子的哭闹声隔一段时间就响起,像闹钟一样,催促她起身喂奶。她只好在脑子里理清思路,等丈夫晚上九点下班后,把孩子交给丈夫,独自一个人躲到了客厅里工作。

卧室里隐隐传来孩子哭声,她心一酸,又迅速抛开情绪。Deadline的追赶让她顾不上感伤,只能“索性让孩子哭”。

平时工作群里到后半夜,仍不断有同事讨论工作,张希对自己的要求是,即便休产假,也尽量保证随时在线的状态。白天的时候,她抱着孩子坐在电脑面前,左手搂着孩子喂奶,右手滑鼠标,看方案。需要回建议时,再拿起手机,有时左臂会被孩子压麻。

当年她的名字出现在了年终奖的名单里。按规定,员工如果休假超三个月,就不能参加年度考评,也就没有奖金。但领导告诉她,“虽然你没有出现在公司,可我能看到你的工作”。

对于大厂妈妈来说,有一个默认的共识。一个妈妈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就必须是自律的、进取的,她们甚至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努力,为的只是成为“更好的女性”。她们自我驱动,榨干自己的24小时,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可事实上,得到和被牺牲的,数据、KPI都无法概括。

一个为工作而尽情燃烧的女性,和孩子妈妈比起来,到底哪种身份更能让自己认可?正如张希所说,“两个身份同等重要,没有谁的优先级更高”。但是,在不同身份之间巧妙盘旋,即便计算再精密,也难免失衡。

孕期李静有一次加班到凌晨四点,同事交出的方案总是达不到要求,焦虑疲惫之下肚子发僵,同事让她去会议室躺一会儿,冰凉的椅子上,她能感到明显的胎动,那个夜晚漫长而又无力。

产检时,李静发现了妊娠糖尿病和卵圆孔发育异常,有可能导致胎儿的心脏功能障碍。医生分析,可能跟她的工作压力太大有关。对孩子的内疚在她心里发酵,“要不要换个工作”,这个想法第一次冒了出来。

那时大宝刚上幼儿园,因为教育问题她总跟公婆产生矛盾。二胎出生前,她陷入了产前抑郁,她只能试图参加心理学的课程解决问题。

可是,大厂最不需要的就是眼泪。要做的,就是磨平棱角,去掉质疑,将自己变成最符合标准的螺丝钉。

互联网“留守儿童”

错过的时间真能用物质填满吗?

入职大厂一年后,王蓓发现除了周末,工作日很少见到孩子醒时的样子。

每晚最早九点下班,忙起来得凌晨一两点才到家。到家后,家人都已入睡,她轻手轻脚进入女儿房间,亲亲她在睡梦中的小脸,再回到卧室继续加班。

她原本在传统行业工作,为了追求更高的工作成就,35岁那一年,王蓓心一横,跳到了互联网行业。自从进入大厂,她就开始了杭州、北京两地奔波的生活。

起初在市场部,王蓓每月至少有1-2周是在外地,出差时,完全顾不上家里。她负责商务谈判,平时需要频繁进行电话会议,由于说话太多,感觉每天脑子缺氧,下班后一句话都不想说。

每逢“双11”、618,下班回家还要第二次进入工作状态,凌晨12点是广告上线时刻,她得一直盯到半夜四点,第二天还得11点前到公司。每天三杯咖啡,顾不上吃午餐是常态。商务谈判时,不管面对怎样的对手,她都要保持情绪平稳,可回到家里,遇到跟老人教育观念的冲突,憋着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但事后她又会后悔,只能警告自己,既然把孩子交给了老人,就不能随意发脾气。

好不容易回家早一点,王蓓想亲近一下女儿,可女儿总是躲着自己。她想带女儿一起睡觉,会遭到拒绝,一条看不见的沟壑隔在母女之间。许多个加班的深夜,她常常问自己,这样的付出值得吗?但短暂的犹豫很快消散在工作节奏中。

职场不需要眼泪,不允许情绪和软弱,理性、野心以及对更高成就的仰望被视为“成功”的必备要素。一开始她总是沉溺于工作,她并不希望“孩子的妈妈”是自己唯一的标签。那些影响结果的变量,会被毫无痕迹的抛出齿轮之外。

KPI、OKR挤占了家庭生活、孩子成长的空间。有一段时间,“互联网留守儿童”的概念在媒体中流行。“留守儿童”曾经指的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父母,迫不得已跟孩子分居两地。看似光鲜的互联网员工们,困于996、大小周、出差、重大项目,陪伴孩子成为一种奢侈,养育责任更多落在老人身上,在城市里衍生出类似农村留守儿童的状态。

与农村留守儿童不同的是,大厂父母们还可以在周末挤出时间陪伴,用更好的物质条件,花样大餐、高档玩具、游乐场,来弥补自己的陪伴缺失,但错过的时间真的能用物质填满吗?

女儿过生日那天,出差途中的张希在高铁上接到电话。那一头,女儿甜甜地说,买了生日蛋糕,要妈妈下班跟她一起吃。挂完电话,张希内心一片内疚。她常去上海出差,回家前就会去机场的迪斯尼玩具店采购,她买遍了店里的每一款公主娃娃。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弥补她所有的遗憾。

生二胎前后,由于在家工作,多了陪伴时间,张希觉得和女儿的情感加深了。她发现女儿变得越来越乖巧,只要自己皱起眉头,女儿就知道妈妈工作,不能打扰。她吐得昏天黑地时,7岁的女儿会给妈妈端水,还提醒“妈妈你该吃药了”。

放假时女儿想下楼玩耍,可自己体力不支无法陪伴。她只好看着女儿出门,自己在广场上找小伙伴们玩耍。那天,她对着窗外看了很久,感受到女儿真的慢慢长大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让李静忽略了大宝早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他总是要哭闹一两个小时才能入睡,拖了好一阵儿才发现是“隐形湿疹”。比如,他鼻子不通气,后来才知道是慢性鼻炎。

大宝3岁以后开始上幼儿园,公婆频繁收到老师的投诉,孩子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不守纪律,也不爱学习。公婆急起来开始训斥李静:你必须管一管孩子了。

运行良好的轨道卡住了,生活中的裂缝被越撕越大。

有一次李静带两个孩子去公园,孩子们抢着要她抱,在大庭广众下扭打起来。旁边路过的人都说,“以后不要生二胎”。她开始怀疑,这是否是因为孩子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导致的?那道裂缝终于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翻了她的生活。

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像工作一样列出很多很多计划,可写到最后,不知道该写什么了。她想过辞职,可事实上,她无法真的离开大厂。收入锐减是一方面,全职妈妈的困境让她担忧,更重要的是,“万一我辞职了,也当不好妈妈怎么办?”

35岁危机时隐时现,大厂妈妈们不断取舍

女性的生育困境是与生俱来的,职场女性更是如同高难度走钢丝。几位互联网大厂妈妈的故事只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大多数职业女性的体验。

在某大厂做市场运营的刘音,负责带一个小团队,她声称自己会慎重考虑招聘已婚未孕的女性,尽管她自己是一位母亲。起因是她曾招过一位女性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就怀孕了。刘音很生气,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她跟这个女生说,你这样做会让大家对女性失去信心。女孩休产假时,团队其他同事就得多做一份工作。

之后招聘中如果候选人同等优秀,刘音宁肯选择男性。因为对于职场女性来说,婚育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除非女性候选人要比男性优秀很多,她才愿意接受。“这很残酷,但就是事实。有时候越小的企业,越无法承担女性生育的负担。”

很多年轻女性仍然会将大厂作为不错的选择。除了快节奏的工作和996以外,大厂也同时意味着更完善、高标准的生育福利保障。相对很多工作来说,妈妈们会被以更温情的方式对待。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大厂不会轻易裁掉一个孕妇。

如今随着大环境调整,互联网人口红利见顶,更多公司逐渐慢下来,大小周的取消就是其中一个标志。相应,对员工的管理方式也从粗放走向精细化,更多关怀女性生育的福利释放,比如积极跟进最新的产假政策,快手在最新的福利调整中新增“生育礼金”政策,最高可得3000元奖励。女员工占比较高的携程,为员工提供3800元的礼金,上下班打车费用报销,此前还为部分女员工提供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

但企业只能做到基于法律和伦理的公平。作为成熟的职场女性,不太会过多谈论家庭生活的困难。毕竟在绩效面前,孕妇、哺乳期妈妈不会有特殊待遇。而慢下来的互联网公司也意味着可能是更激烈的竞争环境。

像没有孩子一样的去工作,是“妈妈们”适应环境的方式,甚至要在35岁职场危机来临前,更精心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和家庭节奏。刘音看到媒体上关于35岁危机的描述,觉得自己深有同感。她最近进入瓶颈期,虽然带团队,但升职很困难。

大厂妈妈们小心翼翼地在天平两端权衡,并不断做出取舍和改变。

李静升职后,遇到公司结构调整,她被换到另一个团队,跟面试官聊时,她很坦白的说,“我有两个孩子加不了班,也没有太多晋升的愿望”。说这句话时,她内心极度不安,但鼓足了勇气。幸好领导表示理解,“实事求是有时候比夸大自己能力更重要”。

在工作上,她更关注对团队的培养,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对细节过度关注。在生活上,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加班,早早回家陪伴家人。变化是明显的,大宝的社交问题得到改善。跟老人的争执越来越少,家里的欢声笑语又回来了。

最近李静意外来了三胎。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慌,产假期间她完全放下工作,投入到家庭中。把家庭计划一项一项写进excel。早上五点半起床锻炼,依次叫孩子起床。不太会做饭的她,开始给六个人做早餐,还给自己留下时间。产假期间的日程表依然像工作时一样紧锣密鼓。

可是,给六个人做早餐,和召开六个人的团队会议时的感受,到底哪一种能给她带来更重要的价值感?李静说,自己做到了让“工作和家庭双向赋能,而不是彼此拖累”,但更多的职场妈妈仍在家庭和工作的取舍中仔细权衡,倍感纠缠。

她们获得社会对“独立女性”的褒扬,“体面的薪水、内外兼修、家庭事业两不误”,优秀的专业能力,让她们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认可。家庭的和谐,让她们享受爱与被爱。为此,她们恨不得化出分身,把每一分钟都揉碎榨干,去触摸“幸福”的天花板,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无懈可击、优雅得体

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幸福”背后的代价,身体状态的下滑,可能是崩溃的前兆。

王蓓去医院检查时,发现自己有了甲状腺结节,这件事让她下定决心转岗。现在她不太会出差,一周锻炼三次,也多了陪孩子的时间,在公司常常会收到孩子的语音微信,“妈妈辛苦了”。

负重前行的同时,来自家庭成员的理解,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糖“。她们偶尔也会想,看似拥有了一切,可唯独没了“自己”。

刘音每天早上都要跑着去赶7点班车,不爱早起的她异常期待坐上公司班车的时刻。四十分钟的车程中,她不用再去想工作和孩子,就拿出手机写写文章,或者什么都不做,就看着窗外,朝霞渐渐点亮大地。这是她一天中唯独属于“自己”的时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kj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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