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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厂之后的219天,他们得了空心病

离开大厂之后的219天,他们得了空心病
2022-01-06 11:24:59 来源:腾讯网

继这两年“逃离互联网大厂”风潮之后,一批年轻人陷入了“大厂后遗症”——在离开之后,许多人才意识到,大厂经历给他们带来的,除了简历上的光鲜、专业上的成长,还有另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反噬”。

打开社交平台,你会看到人们在吐槽诸如此类的“大厂后遗症”:“适应不了小公司”、“不会过周末”、“患上工作斯德哥尔摩症 ”、“意义缺失”、“社交焦虑”……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离职仅仅意味着他们从一种焦虑中暂时解脱出来。在“坚固的大厂”烟消云散之后,新的寄托却难以建立。在新的生活中,如何从面目模糊、高速旋转的“螺丝钉”转回“一个具体的人”,是他们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

失速

去年11月份,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财报显示,互联网公司的收入增速正在放缓。

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京东净利润同比下滑 93.6%,阿里净利润同比下降 33.8%。第三季度,百度净亏损166亿元,爱奇艺净亏17亿,亏损额比去年同期扩大41%。

另外,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互联网行业的三巨头,广告收入增速集体回到了个位数。爱奇艺广告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9.8%;新浪微博广告主数量连年下降……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公司增速放缓应当是常现象,“不是现在不行,而是之前实在太快了。”

更多人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红利期过去、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外界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厂的“集体失速”。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大厂有一股“准时”的消毒水味,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的固定时刻,大楼里的保洁阿姨会准时喷洒。

很长一段时间,我适应了这股“准时”的气味。和它一同而来的是一种精确到分秒的紧迫感,一迈入办公大楼,气味钻进鼻腔、冲上脑门儿,人就会不自觉地,连呼吸也变得更急促。

每天,我总是提前10 分钟到达工位,对照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列出一天要做的所有事项。办公室里的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使用大容量的水杯,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多喝水,而是——尽可能的,减少去茶水间、去厕所、去一切“闲地方”的时间。

到今天,我已经离开了大厂了 219 天。从现在的视角回看,那时候的我像“一只在齿轮上奔跑的仓鼠”,已经被训练出了一些条件反射。

离职之后,我对新生活的“节奏”无法适应。

我退掉了接近300 个微信工作群,删掉了 2 位之前不喜欢的同事。微信上不会再有永远也弹不完的红点、不用再随时担心有人发工作消息但我没看到。

但不适感也随之而来,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时间被夺回来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支配。

起初,我每隔20分钟看一次微信消息,没有人找我。隔了一小时、两小时,还是没有。

就算是把手机切换到横屏模式,打开一局游戏,我还是习惯性地会在英雄死掉的那十几秒,再切换回微信瞄一眼——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片空白。

有一整天,没有人给我发消息,没有人艾特我,我的名字从大大小小的排期表、项目表、群聊里消失了。“我”轻松了,“我”也不被需要了。

如果没有工作,我的闲暇时间用来干什么呢?

沉迷玩乐是令我心慌的,无所事事是让我不安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入职下一份工作。在新的工作里,我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应届生,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和理解这里的不同:

居然可以花两、三个小时,整个部门的人去开一个几乎“没用”的会议,我只需要坐着,大部分时间可以不听,很小一部分与我有关的工作安排,是可以在钉钉上只花 1 分钟就讲清楚的;居然可以有一些人,在工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成群结队端着一杯咖啡到处晃悠。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工作中“非常必要”的闲暇。

在下班之前,我还偷偷环顾四周,在心里揣测:有多少人在奋战工作?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准备开溜?领导还在工位上吗?我要什么时间离开才不会在下班出办公室的路上“偶遇”她?

事实证明这种“计算”多余且搞笑,一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的前辈在晚上 6点 29 分从工位上站了起来,他问我:“你怎么还不走?该下班了。”

阉割

从 2019 年到现在,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几乎没停过。

2019 年 2 月,滴滴宣布裁撤 15 %,涉及员工超 2000 人;下个月,腾讯进行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裁撤 10%的中层干部;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游经济全面崩塌,携程CEO 孙洁发布内部信称,从本月开始,自己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将 0 薪,公司高管层也提出自愿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业恢复。

2021年,新浪科技报道,百度游戏部门 300 余人几乎全部被裁;汽车之家被曝光全范围裁员,比例在一到两成之间;爱奇艺也被曝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比例在 20%到 40%之间……

对此,互联网大厂们普遍认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常现象:

字节跳动的大力教育在优化裁员之后,管理团队发布了这样的公告:“今天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汽车之家则回应:“属于正常业务结构及年底考核人员优化。”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大厂教会了我一种“阉割”的思维。

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新”事情的尝试,都需要建立在被验证过的成功之上。

比如,做影视类的短视频,就要先去找到这个领域内最头部的大号,把它的已发布的所有作品的选题、结构、画面、流量表现等全部扒出来,对此进行分析、总结和模仿。

而如果一旦有自家或别家失败的经验在先,就会被直接否决。在这里,一个选题被毙掉最常见的理由是“之前做过,但是流量不好。”

这一方面指向高效和不会出错,另一方面也指向自我阉割。

时间久了,我学会了自己首先阉割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不着调的”,那些已经被验证过“扑街”选题也是没必要报上去的。

因为它们统统无用。

这种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活中:我认为在屋子里摆放鲜花是麻烦且无用的,宁可买一株仙人掌,因为它几乎不需要照料;我对线下社交有一点说不清的排斥,如果可以打字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见面。

看剧的时候,我时常倍速,甚至会跳到最后,想要看到一个结局;看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直接去看摘录或者解说,希望能有人帮我做好“知识药丸”,而我只要吞下,就能直接快速地,学到点什么。

新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写一篇稿子,我也使用了大厂教会我的方法。

我摘出新公司公众号近半年的每一篇文章,单独复制粘贴到石墨文档里作为学习的“范文”,研究了它们的选题、段落解构和文章风格,并特意标注出了每一篇文章的字数、阅读量、点赞、在看。

在写的过程中,我尝试向新公司靠近,如何把握节奏,如何遣词造句;尽管我认为许多“范文”中“吊书袋”部分过于拗口,但依旧学着这种风格。

我的潜意识隐约认为,要适应规则、追求效率,就要适当的“优化”或者说“阉割”掉一部分自我。

没想到新的主编说“你不用特意写成我们的风格”、“你可以尝试一些新的”。

没有明确到1、2、3点要求、没有清晰的“禁忌”或者“可供参考”,我陷入迷茫,花费了一段时间,试图重建出另一种可循的方法论。

现在,被阉割的空间腾出了空,被阉割掉的那部分自我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搏斗

学者沈奕斐在谈论“当代爱情为什么这么难”时指出,大量研究发现当下的爱情模式是“新旧脚本的混杂”,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既追求“现代爱情”,希望获得爱情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又又对旧式爱情的不费吹灰之力和稳定性恋恋不舍。

而把同样的逻辑套在“离开互联网大厂的人”身上,或许可以得出他们的另一种矛盾:“他们既渴望掌控工作的自主性,获得自由、追求精神意义,又对高效运转、目标明确的大厂恋恋不舍。”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很久之后,我意识到在大厂工作就像参与一场进击的游戏。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被告知,要做头部,只有头部是赢家,才可能不会被抛弃。可是,举办这个游戏的人,或许并不在意最终是谁走到了头部、谁成为了赢家、谁又被抛弃。因为无论如何,这场游戏的最后,一定会有人成为走到“头部”。

而大多数人,是完成这场游戏的分母,他们最终没有成为赢家,或者走到了一半就选择离开。

我也是其中一员,被工作包围,想要成为那个赢家,又或者仅仅是不想被抛弃。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地,忘了质疑“游戏规则合不合理”、忘了思考“游戏之外还有生活”……

我陷入了一场自我搏斗。

小人A是这场游戏的积极分子,它擅长用一些数字提醒我:月薪、绩效、职级、同龄人……

在所谓职场PUA之前,这个小人就事先对自己进行了一场自我PUA:陷入“被夸恐惧症”,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点小成就,也会在内心自我怀疑“真的吗”“我配吗”“不够,还不够”……如果遇到了失败或者团队的失败,我首先会检讨自己“是我的原因”“我还可以更好”……

另一个小人B则在这场游戏中质问我:

“你正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意义吗?”

“你还有时间花在朋友、亲人、爱好上面吗?”

“重复、疲惫、循环,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

我被 B 说服,对大厂的工作感到失望,并为此不断消耗情绪,与此同时却依赖着A,并且时间越长越难以割舍。

某种程度上,大厂为我所在的集体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它明确指引着方向,我只要跟着它,往前跑就好了;它还为我制造一种“努力”“奋斗”“意义”的幻觉,并通过一堆数字让我产生“自我认同”。

自我搏斗并没有因为离职完全停止。从大厂离职后的某个周末,我躺在床上,浏览着各种资讯,偶尔玩一会儿游戏,困了就入睡。

小人A说:起来,你可以学点东西,或者运动运动;小人B说:起来,你需要出门,见见朋友,或者仅仅是晒晒太阳。

我陷入挣扎,最后身体不自觉地被床牢牢吸住。直到黄昏来临,即便把窗帘拉开,屋内也变得黯淡无比,我开始为这一天什么也没做而懊悔,同时为第二天又要奔向工作而感到沮丧。

出路

互联网人工作并不幸福,这几乎是一个共识。

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996、大小周、剥削、系统、薪资倒挂、非升即走等词语被高频提起。脉脉数据研究院《告别氪金时代:人才吸引力报告 2021 》显示,互联网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整体工作幸福感、职业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

但,离开高薪的互联网大厂,年轻人要去哪里?

另一项数据则显示,在工作 1到 3 年的人群中,超过 4 成的人把“稳定的铁饭碗”视为理想工作。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大厂的运行模式几乎持有全盘否定的标签式态度;另一位还在职的朋友更加咬牙切齿:“如果今天不离开,我就会死掉。”

但离职之后,过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再去回望,我曾经的同事、领导、实习生,只要不在工作中,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鲜活具体的人,很难去用标签式的词去概括他们为“机器”、“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在离开大厂之后,发现这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大厂问题”,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了其它地方:

一位读研的同学,被导师“压榨”:她每周都给自己的导师免费打工,周末也要去帮忙,不然,自己的论文可能会被卡;一位朋友去了“扁平化管理、有个性”的小企业,在那里几乎没有KPI要求,很少有人加班,与此同时管理一片混乱;另一位朋友决定考公,第一年没有考上,决心再次备战。她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或者适合去做一名公务员,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想做的事情了”;还有一位朋友从大厂离职之后,受不了小公司重返大厂,一年之后再次离职……

这或许更令人沮丧和绝望。

因为即便离开大厂,也会发现,我们是嵌在大厂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大厂,是嵌在社会上的一颗高效螺丝钉。

甚至,它因为拥有更为成熟的流程体系和福利保障,比如晋升的相对公平、更多的加班工资,反而可能比某些地方好很多。

从这个角度看,大厂反而成了另一种乌托邦。

责任编辑:kj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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