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新繁县志》图:左上角标注杜康坟)

《华阳国志·卷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缎拗为九江。“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又记载:“繁县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秦置蜀郡,州治,属县六。”据钦定《四库全书》之《四川通志·卷二十九》记载:“杜康墓在新繁縣西十五里。”三国时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晋代江统著的《酒诰》中有这样的记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书·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世本》:“杜康造酒。”明许时泉《写风情》:“你道是杜康传下瓮头春,我道是嫦娥挤出胭脂泪。”清陈维崧《满江红·闻阮亭罢官之信并寄西樵》词:“使渐离和曲,杜康佐酿。”清同治《新繁县志》:“汉以前,杜康墓,县西八里龙藏寺侧。”民国《新繁县志》记载:“杜康墓同治新繁县志在县西八里龙藏寺侧。”并记载杜康墓有另外两处:其一四川彭县东有杜康墓,其一陕西白水县志记载县西十五里。我于2024年5月17日下午随新都文史委委员梅家强老师依据同治《新繁县志》记载位置,到新繁龙藏寺外考察杜康墓遗址,现新繁杜康墓遗址直径约20米,成圆形封土堆保留约200平方米墓基,保存南面封土最高处约2至3米,西南角保留双踩拱墓室墙砖,砖的形制出现不同时期与不同工艺,有典型的汉代花纹砖,其烧制火温不同出现不同颜色,砖形目测约在15公分长,10公分宽的统一花纹汉砖,单壁墓室墙砖隔层错位垒砌约30至40公分厚度,保留墓室双层砖墙约2米,另外在墓南出现规格巨大土砖宽约40公分,长约50公分,土砖为统一制定风干未进行烧制,与此墓有没有关系有待考证,在杜康墓穴正中有现代土坟墓一座(坐南朝北),杜康墓边缘三米开外北有民居一座,在西北有民居一座,在南面与西南有近现代坟墓多处,杜康墓南有一古树树根直径约70公分。古树旁有一人为挖掘后的土坑,封土上长满茂盛竹子与少数的杂树。杜康墓基础依稀可见为圆形大封土堆,墓室为地面半圆形双踩拱,其具体面积暂不能测定。文物考古需要多元论证,文物考古中文献资料与文物记载对应,如果文献资料与文物不一致,依据具体考古时代文物反映。

《题西郊杜康墓》

作者:清乾隆 郑方城

谁欤覆土作荒坟,道是愁人独仗君。

地下可寻刘阮问,死时那与醉时分。

历史文献记载的资料中寻夏王杜康

杜康,字仲宁,相传是夏代人,但并无确切记载,为酿酒之祖,称酒圣、酒神,他造的杜康酒名扬华夏,距今已有4700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中国酒界鼻祖。关于杜康在文献资料的记载: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和陶止酒并引》中云:“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世本》云:“杜康作酒。少康作秫酒。”据《说文解字·巾部》记载: “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启袭禹位,标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的正式诞生。继启登位的太康荒淫无道,被夷族酋长后羿乘机夺位后失国。但后羿随即又被自己的亲信寒浞取代。太康逃到同姓部落斟鄩那里,后羿灭掉斟鄩,拥立仲康。仲康之子姒相逃奔商丘,遭到夷族的讨伐。此时,相的妻子后缗正怀有身孕,她逃到有仍氏,生下了少康,因希望他能像爷爷仲康一样有所作为,所以,取名姒少康。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撰的《白水县志》记载:“汉,杜康,字仲宁,相传县康家卫人,善造酒。”《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献给汉安帝)。《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解释汉字字形的著作,也是第一部按照部首编排的“字典”,是研究汉字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典籍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说文解字》创立的体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后世的字书《玉篇》《类篇》《康熙字典》等,都采用《说文解字》的体例。由此可见《说文解字》作为全国性的具有学术权威的著作其中记载内容更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在对周秦两汉的文字、词汇研究,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还有从地下或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为《说文解字》的编排提供了借鉴。《后汉书·儒林传·许慎传》说:“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日:‘《五经》无双许叔重。’”可见其学识当为同辈人之出类拔萃者。《许慎传》又说:“性淳笃。”淳,纯实;笃,忠厚。就是说许慎一辈子忠厚老实,实事求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上下求索,博通人,力求作到小大立论,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说文解字·叙》)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让它缺着,不自以为是,强作解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许慎搜集到大量的小篆、古文、籀文资料,并且以广博的经学知识为基础,根据六书条例,在从贾逵受古学之时,即着手编写《说文解字》,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草成这部著作。由此《说文解字》对于杜康的记叙更具有学术考证价值。所以采信杜康为夏王是有历史依据,而民间以杜康酿酒是酒神、酒圣广为流传。《白水县志》记载汉杜康善酿酒印证杜康是民间的酒神。汉《说文解字》载:“杜康始作秫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明《伊阳县志》载:“汝阳城北五十里杜康仙庄有杜康庙,建于魏,盛于唐,明末遭劫,康熙五十年重修。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世本》:“杜康造酒。”而从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新都水观音遗址出土了祭祀的陶酒器和铜酒器门类繁多,在夏代洛阳已经出现酒器,商代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就有"酒池肉林"的传说,到周朝,治者认为殷商灭亡的原因有很多,酗酒乱德是重要的一条。周公还颁布了《酒诰》旨在树立和弘扬优良的酒风。可见,作为“酒祖”杜康,其生活年代应该不晚于三代时期。清同治《新繁县志》记载为汉以前杜康墓,县西八里龙藏寺侧,所以《新繁县志》对杜康墓确定为汉代以前的遗址是较为客观的。

(图片:新繁龙藏寺外杜康汉墓遗址照片)

新繁县历史沿革,探杜康墓的历史背景

新繁县,古名繁。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四川通志》记载:“汉置繁县,属蜀郡。”据明代正德《四川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繁县,隶属蜀郡,县治在今彭州市蒙阳地区。汉高祖五年(前202),平定巴、蜀,繁县仍隶蜀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州刺史部,蜀地为益州刺史部,繁县属益州刺史部蜀郡。王莽新朝时期(9-23),改益州为庸部,改蜀郡为导江,繁县隶属导江。公孙述据蜀时期(25-36),国号成家,郡县建置基本上承汉制,改益州为司隶校尉,改蜀郡为成都郡。繁县隶属成都郡。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公孙述败亡,今四川入东汉版图,至东汉末刘焉父子据蜀,繁县仍隶属益州蜀郡。建安十九年夏,刘备领益州牧。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即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汉。后主刘禅延熙十年(247)和十七年(254),将关陇降众安居繁县,将繁民迁居清白江南岸,称新繁,归繁县管辖。后刘禅于炎兴元年(263)降魏,蜀汉亡。后经曹魏、西晋、成、汉、范贲、苻坚、谯纵相继割据,以及东晋时期,繁县均属益州蜀郡。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国号宋,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于繁县属地(今彭州市关口场)置侨郡-南晋寿郡,领晋寿、兴安、兴乐、邵欢、白马五侨县。(有说领白水、南兴二侨县)。后经南齐,繁县治所及隶属蜀郡未变。

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分繁县地置东益州,州治晋寿县,郡领晋寿一实县,白水、南兴二侨县。后蜀地为武帝八子武陵王萧纪所据,繁县仍属蜀郡。西魏统蜀时期(553-557),改晋寿置东益州,领九陇、广汉、西遂宁、金渊四郡。九陇郡以晋寿一县为领地。州、郡、县治均在今彭州市关口场。繁县治所和隶属益州蜀郡未变。西魏恭帝三年(557),宇文觉废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初仍置繁县,后徙繁县治所于蜀汉时期安置原繁人的清白江南岸新繁,正式改繁县为新繁县,隶属益州蜀郡。同时,撤销东益州,留九陇郡,隶属益州,领九陇、陇泉、青阳三县。郡、县治由晋寿(今彭州市关口)迁徙至繁县属地---今彭州市人和乡。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新繁县的建置虽然也曾有过变动,但总的来说是属于建置变迁极为稳定的川西县城。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裁新繁县入成都县,隶属益州总管府。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复置新繁县,隶属剑南道西川成都府。后经五代前蜀王建、后唐李嗣源,后蜀孟知祥相继割据,新繁县隶属关系不变。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统蜀后,以剑南东西两川之地,置西川路,一改自隋以来的州、县二级制,为路、州、县三级制,并于路之下设府、州、军、监。仁宗嘉祜四年(1059),改为成都府路,领成都府,新繁县隶属成都府,直至南宋末期未变。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统一全国,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全国各地设立行中书省,新繁县隶属四川行中书省成都路。后经明玉珍据蜀,新繁县隶属关系未变。明洪武九年(1376),改四川行中书省为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新繁县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成都府。洪武十年省新繁县入成都县,3年后,又复置新繁县,隶成都府。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新繁县为"大西"政权管辖。清军入川后,"大西"政权败亡,四川地区战乱持续30多年,清政府对四川地区的统治有名无实。清康熙七年(1668),因四川多年战乱,人口锐减,一些州县只得合并治理,因而省彭县入新繁县。61年后,到雍正七年(1729)始恢复彭县。嘉庆初置四川成绵龙茂道,领成都府,辖新繁县,直至清末。民国24年,国民党政权统一四川,建立四川省政府,将全省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新繁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直至民国38年。据历史文献记载新繁的建置已经约有二千八百多年,依据1956年四川省文物局考古“新繁水观音殷商遗址”体现夏商周文化特征。新繁水观殷殷商遗址与同年发掘的成都北门羊子山祭祀土台遗址与广汉古遗址(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璧,形式基本一致。关与新繁水观音殷商遗址(1)的考察考古定论依旧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而三星堆遗址挖掘与金沙遗址挖掘已经翻新了新的历史。新繁的考古历史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有着必然的联系,至于属于有多少历史的关联,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杜康墓属于汉代之前的遗址从新繁的历史沿革与近代考古发现来看,其客观存在是无可置疑。如果按照杜康生活的时代与夏朝都城的关联,尽管现在没有定论,依据三星堆遗址推断,三星堆或者其附近出现夏朝文化、政治、军事的中心不是没有可能,杜康墓建在古蜀大地的新繁也没有什么惊奇。《成都考古发现》关于“新都二中遗址、郫县天台村遗址“万达广场”地点、西华大学古遗址等宝墩文化至十二桥文化遗址发掘材料。”新都二中即位于新繁,该遗址大约在3000-4000年,新都二中遗址一期是桂圆桥时期(最早),二期是宝墩时期,三期是温江鱼凫时期,四期是十二桥时期。关于新都二中历史考古相关文物部门已经有权威解读在此不予以赘述。

(图片:新繁龙藏寺外杜康汉墓遗址照片)

夏王杜康酿酒,影响酒文化发展

古代的四川酒文化历史渊源深厚,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美誉度。到了商代中期,中国人将曲、蘖分离,单独制曲酿酒,实现了酿酒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在商周出土的各类文物中,酒器就占了40%的比重。由此可见,这时的酒对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星堆”见证川酒始于汉代四川酿酒历史起源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但随着20世纪大量文物出土,遂日渐清晰。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战国青铜器,出土有尊、觯等酒器10多件,铸造水平与河南殷墟相当。1976年,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铜、提梁壶等11件,中国名酒绵竹剑南春是白酒的发源地,至少在2400年前已开始酿酒。在1985年,在绵竹剑南春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发现地下窖池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根据出土层的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认为绵竹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应不晚于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即公元487年。距绵竹仅3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更有惊人发现,3000年前至3500年前的大量陶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亦应有尽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从此打破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学术观点,形成了古蜀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新观念。就酒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川西地区就有了相当高的酿酒水平,应该说,川西的饮酒之风与中原同样盛行。广汉、绵竹、彭县三地彼此相距不过30余公里,即使在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古代,经济文化的交往也应该非常紧密而频繁,其酿酒历史无疑也应趋于同步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泸州、宜宾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不少汉代酒器。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四川呈V形状的名酒分布区域,与长江流域文明有直接的关系,酿酒技术大约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就基本形成了,而酒文化的形成成为古蜀先民祭祀有直接关联。杜康墓在新繁,古蜀国的文化中心地段也就顺理成章。

新繁水观音殷商遗址位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直线中心位置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离新繁30余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三星堆文明开始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结束的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前后经历了大约500年时间。三星堆文明的存在时间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沙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3200年—2600年)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辉煌。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

(民国《新繁县志》记载:杜康墓)

新繁水观音殷商遗址、新都二中(新繁)遗址位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之间,新繁距离金沙遗址约30公里与三星土堆遗址基本一样,在这两处重要遗址直线的中心位置,属于中心点位。古人在迁徙与生产活动中必然考虑路线问题,新繁的位置在于古蜀国文明的中心的中心点经度:104.007570,纬度:30.878380。此地处北纬30度,这正是一个神奇的纬度,而世界文明均出自此纬度。民国《新繁县志》记载:“杜康墓同治新繁县志在县西八里龙藏寺侧。”并记载杜康墓有另外两处。《元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彭县志》记载杜康墓位于濛阳县西十五里(竹瓦街),现濛阳镇原有杜康庙,杜康庙遗址建筑尚存,在1959年在竹瓦街考古挖掘,出土很多精美酒器(包括土陶、青铜器),青铜酒器上有铭文“牧正父己”四字,据说杜康为牧正,酒器现陈列于四川博物院内。《蜀川胜概》文章记叙“竹瓦街出土的‘覃父癸’觯与关中平原西缘宝鸡竹园沟的同铭爵(BZM13:6)的铭文风格和内容完全一致,‘覃’族青铜器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武功县滹沱村也曾出现过。竹瓦街另一件有铭青铜觯‘牧正父己’,关中平原以西、陕甘交界处的陇县韦家庄周墓中亦出有一件‘牧正’铭尊,两者铭文风格相近似。”虽然杜康墓真假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杜康墓的发布及历史沿革来说,同属于华夏文明的传承,而对于历史人物的纪念来说没有的矛盾。

参考资料:

1、《四川文物》 1984年总02期《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 作者:沈仲常 黄家祥。

2、清同治《新繁县志》

3、民国《新繁县志》

(图文编辑:京师唐驳虎(唐从祥),特别鸣谢:梅家强、罗杰提供资料及参与考察指引,新都文史专家张德全提供修改意见。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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