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自古便是天府之国，富庶之地。何谓关中？有学者言，四关之中，即名关中。四关者，北萧关、南武关、西大散关，东边先是函谷关，后来函谷关式微，便有了“三秦锁钥，四镇咽喉”的潼关崛起。

“关中第一镰”是关中地区最早收割冬小麦的区域，缘何落在了潼关？潼关地处秦岭、黄河之间，光照强、土质偏沙、沟坡地多、昼夜温差大，加之地处陕西最东端，便顺理成章成为关中冬小麦成熟最早的地方。有人戏言，若渭南是陕西东大门，那潼关便是东大门的门扇。每年，随着潼关“关中第一镰”的开镰，自东向西，陕西进入金灿灿的收获季。厚重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基因密码，也始终护佑着关中平原。祖脉秦岭含笑俯瞰八百里秦川，关中的母亲河渭河，千万年来也源源不断给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

潼关和小麦

五谷这个词最早出自《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生活中我们常常还会说五谷丰登、五谷杂粮、五谷精。何为五谷？东汉赵岐认为：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大体便是水稻、糜子、小米、小麦、大豆。没有现在常见的玉米、红薯、土豆，它们在明以降才相继传入中国，从而成为现代主要粮食作物的一分子。

说到五谷中的稷（粟、小米），倒想起秦晋之间一段往事。《左传·僖公十五年》语：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秦输晋粟”这件事还有个名字叫“泛舟之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黄河、渭河）水上运输的重大事件。晋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买粮。秦国的超大型船队“一字长蛇阵”排开，从都城雍（陕西凤翔）经渭河浩荡东下，在潼关进入黄河后，向北逆流进入汾河，抵达晋国都城绛。潼关作为黄河、渭河航运的中转点、集散地，其承接东西、连贯南北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西汉时，在此设船司空衙门，专管黄、渭河水运、船库。后以船司空官名为县名，隶京兆尹，这是潼关的一个曾用名。

在安徽亳州城东南的钓鱼台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一件装有碳化小麦的陶鬲，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测定距今约4500年。位于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通天洞遗址中，出土有5200多年前的小麦和约5000年前的黍（黍原产地是中国，能同时发现小麦和黍，说明5000多年前，中西方文明已开始了频繁交流互动）。或许，原产西亚两河流域的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一条路径是经中亚、河西走廊、关中地区再至中原大地。

无论甲骨文相关记载，还是《诗经·思文》篇“贻我来牟”（“来牟”亦作“麳麰”，指小麦），都说明商和西周时的小麦种植虽无燎原之势，却也司空见惯。东周时，郑庄公恨周免其卿士，意欲攻之，大夫祭足献计“借粮割麦”，带兵到周天子自留地强行收割麦子。由此可见，当时小麦的种植已有了相当面积。

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冬小麦太喜欢这样的自然气候，而黄河流域是温带季风气候，小麦拔节、灌浆的春天旱，抢收抢晒的夏天雨又多，论自然条件，实在算不上种植冬小麦的最佳气候。小麦传入后先是沿袭了本土粟的种植技术，春种秋收，这样的生产方式导致小麦产量低。后来才变为上年秋种、来年夏收。前者叫春小麦，后者叫冬小麦（也叫宿麦）。潼关地处黄渭洛三河交汇，有灌溉之利；森林覆盖率高，有腐殖质肥地之便，更有深厚黄土宜于耕种。这样一方田野，着实是承接、留住小麦东进的绝好之处。

关中和粮食

小麦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前，小米因其耐干旱、耐贫瘠、耐盐碱，环境适应能力强，一直以来都是黄河流域先民的主食。细寻思，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决定了本土的优势植物，而植物的性格有时也会影响人的性格。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相互浸润，大体如此。

小麦西来虽历史久远，但在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的古代，很长时间内，它的存在感委实不强。至于原因，就好玩多了：不知磨面、不能磨面，只会煮着吃、蒸着吃。古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粒食传统，五谷皆如此。我们知道，小麦的灵魂是面粉，只有成为面，才会进入花样百出、琳琅满目的“碳水天堂”，倘若只有粒食，那体验感简直霄壤之别。小麦的粒食形式有麦饭（蒸）、麦粥（煮），屑食形式有麦粄（碎碴子）。

小麦难吃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场景颇能说明一二：

场景一：种麦需行政命令推进。汉初关中人还是习惯种粟不喜种麦，特别是宿麦（冬小麦）。《汉书·食货志》董仲舒上言：“《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董所言是前人对小麦、小米种植的重视，其实就是粮食安全问题。汉时著名农学家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直到这时关中种冬小麦才成为主流。

场景二：小麦只是穷人百姓的食物。唐人颜师古所注，西汉黄门侍郎、书法家史游所撰《急就章》中说：“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袁术传》有语：“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你看，麦屑已化身为最后仅余之粗劣难咽食物。

场景三：食麦事关孝道大事。慎终追远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信仰，而在居丧期间吃麦饭、麦粥，则会被人称道。《陈书·孝行》说：“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色养甚谨，礼无违者。……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醋，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你看张昭食麦屑粥已为孝道标杆。相反的是，若有谁家媳妇给婆婆吃了麦饭、麦粥、麦粄，那可是大大的不孝，要受街坊邻居、全社会唾弃。

场景四：食麦是为官清廉的一种象征。《太平御览·孟宗别传》记述了“哭竹生笋”的孟宗的一件事：“孟宗为光禄勋，尝大会，公先少饮酒，偶有强者，饮一杯，便吐。时令峻急，凡有醉吐者，皆传诏司察。公吐麦饭，察者以闻。上乃叹息，诏问食麦饭意。宗答曰：臣家足有米饭耳，直愚性所安。”东汉“清流派”代表杨震和李固，清廉之风数千年来为世人所敬仰。《后汉书》说潼关人“四知先生”杨震子孙“蔬食步行”，想必他和孩子们吃得最多的便是家乡的小麦吧。而李固也以“常食麦饭”而在官场出名。

胡饼与交融

这一切，随着生产工具的发明进步而迸发了时移俗易的变化。秦栎阳城遗址的石磨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起初石磨是窝点状磨齿，工作效率不高，产品效果不好。直到出现放射线形磨齿以后，才算是彻底改变了小麦的尴尬处境。

《汉书·宣帝纪》语：“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续汉书》载：“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你看，面食的出现又催生了新的食物——饼。尤其“胡饼”二字昭示着沉沉的文化交融发展、满满的文明交流互鉴、深深的美美与共。饼有很多种，放入水中煮的叫“汤饼”“索饼”，现在叫面片、面条。《世说新语·容止》言：“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用蒸笼蒸的叫“炊饼”，也就是现在的馒头，当年武大郎在清河县走街串巷不停喊的“炊饼、炊饼”便是此物。

用火烧烤的叫“烧饼”。潼关人将当地所产优质小麦面粉制成的烧饼和本土饲养的关中黑猪结合，不停迭代升级，追求口味极致，创新发明了“潼关肉夹馍”这一带有鲜明战争文化的快餐饮食。饼“酥脆掉渣”、肉“香而不腻”，讲究的是热馍夹凉肉。真真是“肉质细腻，芳香扑鼻，瘦而不柴，咸香适口，回味悠长”，构成了舌尖上的潼关印象。

潼关的关中第一镰，具有鲜明的标志意义，识别性、象征性、实践性都极强。千粒重多少、容重多少、籽粒大小形状颜色，太多的指标，预示着富饶关中将要开始大规模收割的“喜悦指数”。待收割完毕，亦要享受丰收的果实，给“龙口夺食”的自己放个小假。乡村要办会，要请来秦腔戏班子唱大戏，各种民间娱乐粉墨登场，聚会时要用新麦面变着花样待客。农耕文明下的村庄是安静的、安定的，是精细的、劳作的。这时凸显出的是一派精神焕发的勃勃生机。这些关中地域特色的活动，拉近的是村民距离，凝聚的是村庄力量，催的是乡土中国的神采飞扬。数千年来，已成为关中大地骨子里的基因，成风化俗，代代相传。

粮食安全自古及今皆国之要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烙印。

锄下有雨水，镰下有收获。今年潼关的关中第一镰就要开镰了，去冬多瑞雪，今春雨水足。风吹麦浪，丰收在望，又是个好年景。

陈永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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