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陇中黄土高原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属于六盘山向西延伸的余脉，它就是华家岭，甘肃境内第一条公路西(西安)兰(兰州)公路沿山脊穿过，在会宁境内自西向东绵延85公里。近代名人范长江、茅盾、张恨水等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此经过，留下了文章。华家岭上西兰公路的前身就是陕甘驿道。

这条从汉代开拓出来的东西古道，贯穿今陕、甘、宁、青、新五省，曾经一度是财富之路，繁荣之路。丝绸与良马，美玉与茶叶交相往来，但也伴随着兵连祸结，烽鼓不息和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地反复上演。

1924年，民国政府在原陕甘驿道基础上修筑西兰公路，其中从静宁界石铺至定西宁远镇一段改道会宁境内华家岭。

陕甘驿道上，走过帝王将相、商旅驼队、文人墨客、赴任的封疆大吏，还有历代遭受贬谪远戍新疆的大小官员。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被流放伊犁，经过会宁青江驿、翟家所，写下了《荷戈纪程》，书中记载，从七月二十二日进入界石铺(交会宁界)经罐子峡、清水河、倒回沟、青江驿，二十三日到达太平店，晚宿会宁县城。仅仅40公里的路程，用时整整两天。并对两日来经过陕甘驿道会宁境内俗称“七十二道脚不干”的艰难与险阻做了详细记载，“惟沿途皆山涧之水，弯环流转，处处涉过。”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率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经过，跋山涉水，千难万险，曲折艰险的道路被一座座砖石土木桥梁变成通途，荒凉悲苦的寂寞长途变成三千里行走的绿色诗意。

历代战乱总是伴随着摧毁与苦难，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途中却洒下一路绿色与生机，仿佛一个酝酿已久深谋远虑而又雄心万丈胸有成竹的谋划，他把积淀二十多年的儒家仁义和文韬武略从植树开始，在千里荒原万里征程，一步步沿陕甘驿道延伸铺展，生长出三千里杨柳和传世千秋的诗文，成为他盖世功业最鲜明的底色，历经岁月变迁而从不变色。这不能不说是西北不幸中的万幸。

一百五十年过去，我们在华家岭和陕甘驿道还能找到左宗棠大军留在会宁的踪迹吗?

从会宁县城出发，沿国道247线向南25公里，经过华家岭沙家湾折向东南约5公里处，在侯家川镇古道村石沟湾社风咀梁的山脊上有一排历经一百五十年风霜岁月的古老柳树，当地人称“左公柳”。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官网“古树名木查询”栏目查询显示，会宁县有28棵旱柳，生长在侯家川镇古道村石沟湾社，编号从62042225001至62042225028，保护级别为国家2级，并在古树历史一栏对28棵柳树的历史均做了特别说明，“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整修陕甘驿道，会宁境内修桥14座，栽植柳树7.5万株。”

据《甘肃森林》(1998年出版)记载，全省境内左公柳只剩202棵，其中大部分存于平凉的柳湖公园。华家岭上28棵左公柳是除平凉柳湖公园外，现存数量最多的非常珍贵的古树资源。

这28棵左公柳如28颗星辰神奇地排列在华家岭上让我们还能从一百五十年辽阔苍穹中感受到什么是功在当代什么是利在千秋

站在高山之巅，放眼望去，周边山峦起伏如大海波涛在云海中汹涌澎湃，华家岭林带如绿色巨龙在莽莽群山中逶迤东去。山顶树上鸟鸣嘤嘤，山谷沟底溪流淙淙，一幅“富春山居图”巨幅画卷徐徐展开。

华家岭上的左公柳，树身高大，树冠如巨型伞盖，一棵柳树就是一座绿色营帐，蓝天白云下直插云霄，气势恢宏，28棵左公柳沿山梁依次排列，如同一排绿色联营，与华家岭融为一体，与山河共舞，南风吹浪，碧波万顷，洪波涌起。中间最大的便是中军大帐，那粗壮沧桑的躯干如同一位老者，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雪雨霜，粗袍布衣，稳坐大帐，经天纬地，运筹帷幄，决胜疆场。

山河之壮，人文之美，历史之谜，磁石一样吸引我们走近左公柳，抚摸沧桑的树干，仿佛一位从时光深处走来的悲怆的英雄，矗立在夕阳中，仰观日月星空，俯瞰河谷山梁。西北风掠过华家岭的云杉，发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苍凉悲壮之歌。

巍巍乎 荡荡乎

在他巨大的躯体面前

所有人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从来不乏脊梁，即使腐朽没落的清末。林则徐被贬新疆，他把贬官当作戍守，把贬谪之路当作为国荷戈。五年流放，他在新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以战略家眼光看到这片土地潜藏的危机，详细绘制了新疆地图。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65岁的林则徐因病告退还乡。经过湖南，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官船停靠湘江岸边，邀左宗棠上船，彻谈一夜，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穷教书先生;一个是进士出身，一个是三次不中的落魄举人;一个年老告退还乡，一个正值壮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但后来左宗棠沿着林则徐走过的原路，在一步步收回新疆中给出了答案。

林则徐被左宗棠过人韬略和宏大格局所倾倒，深信此人可堪重任，他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他郑重地把亲手制作的新疆地图及边防、俄国动态等资料，甚至还有新疆水利工程坎儿井的图纸，全部交给38岁的左宗棠，并多次称其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但两人纵论天下，指点江山，这位名震中外的封疆大臣与湖南乡下的农夫举人，一次相见便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以至于此次会面为彻底扭转近代中国新疆的命运埋下了种子，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这次史称湘江夜话的长谈，才使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留在了中国版图上。

十七年之后，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从此踏上收复新疆的西征之路，当时陕、甘、宁、新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混乱不堪，老百姓离乡背井，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阿古柏及英国、俄国插手新疆事务，清政府任命的乌鲁木齐提督成录(字子英)逗留高台长达七年，不敢出玉门关一步。西宁知府豫师竟然驻营西宁西北三百多里的平番(今永登县)，西宁名存实亡。清代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面临分疆裂土的严峻形势。混乱不堪的局面需要一位英雄，重振山河的历史重任落在了左宗棠肩上。他在赴陕甘行军道上作诗，“直从瓯海指黄河，万里行程枕席过。”他深知这次奉命西征，前途艰险，但以豪迈气势，决心为国驱驰。正如他最崇拜的挚友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给儿子孝威信中说，“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十三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节肃州，督办新疆军务。四月初五，湘军刘锦堂祭旗出关。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十八日，68岁的左宗棠亲自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他曾遗书告诫诸子:“耕读为业，务本为怀。”“我廉余不足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廉余拟作五分，四子每人一分，每份不得过五千金。”交代完后事，他抬着熠熠生辉的大红棺材，走向黄沙漫漫的西北，以衰老之躯，必死之念，义无反顾地踏上西征的茫茫征程。他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这个如山一样的身躯

成为陕甘驿道上最气贯长虹的背影他在西北植下一路绿色春风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举人，时年20岁。左宗棠25岁时一贫如洗，仍满怀壮志，写下一副对联挂在书房，“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二十余年，他放弃科举，以研究农田水利、山川地理、军事外交为主，并与夫人周诒端(字筠心)志趣相投，琴瑟和鸣，共同绘制地图，讨论山川险要、兵政机宜等事关国家命运的学问。地图绘成，筠心夫人赋诗云:“山川万里图画”。绘图之外，摘抄西域图志，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道里远近，分门记录。他还精细研究西洋各国地学，他给儿子孝威家书说，“学问日进，不患无用着处，我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正所谓天赋异禀，不过是厚积薄发。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2岁的左宗棠用教书积累的900两银子在家乡柳家冲置田70亩，自命为“柳庄”，在宅院周边广植杨柳，并题写门联“参差杨柳，丰阜农庄。”从此，和杨柳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面对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被革职，外敌入侵，丧权辱国，江河日下的现状，左宗棠以一介农夫只能忧心忡忡，痛心疾首，焦虑不安，空怀报国之志。周夫人写诗安慰丈夫，“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并勉励“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

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八月，太平军自武宣攻永安，湖南戒严。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41岁，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以保卫桑梓故，初入湘幕。咸丰四年(1854年)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半生所学地学农学加上满腔热血，从此找到了广阔天地和深厚土壤。

史料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阿古柏侵入新疆南部。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奉调陕甘总督，时年55岁。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到达西安。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进驻平凉。同治九年(1870年)刊发《圣谕广训》(附律易解)，始资助兰山书院。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开始命军队植树。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奏请甘肃与陕西分闱乡试。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刊发《棉书》《种棉十要》，奏免甘肃积欠钱粮，修建陕甘新大驿道，沿路遍植杨柳。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十三日，左宗棠到达肃州，指挥大军出关;六月，收复乌鲁木齐三十城。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清军攻克达坂城;四月阿古柏在库尔勒自杀;九月，白彦虎掠回、维民众西逃;沦陷13年之久，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全部回归祖国。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左宗棠上疏言，“新疆改设行省，事关全局。”光绪五年(1879年)在兰州设织呢局。直至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离开兰州省城入京，在西北十二年多。期间，“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部属及其军所至及屯兵处种柳、杨等树，并严加管护。

这是一份历时十二年的左宗棠西征履历，正如同治五年(1866年)他任陕甘总督亲自拟定发布的西征告示，“多杀非仁，轻怒非勇。”“使者用兵，仁义节制。”他一路伴随着植树、筑路、水利、归耕、科举、吏治，充满了绿色与文治，热爱与希望，还有历数不尽的赈抚和安置，农耕和制造。他牢牢把握和有力引导了这次西征之战的正确历史走向，留下百年之后让人们代代传颂的故事，引发人们对这场战争和土地未来的深沉思考。他把战争的内涵拓展到更加注重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文治超越了武略，他似乎努力地塑造另一个理想的社会。当战乱随着时间渐行渐远逐渐模糊的时候，左公柳却跨越时空以鲜亮的绿色越来越清晰的向我们走来。它代表了西北最渴望的生命底色。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才仅仅是十多年。但在当时满目疮痍的西北，犹如漫漫严冬之后的第一缕春风，萌芽出象征希望的点点翠绿生机。

同治十年(1871年)，60岁的左宗棠从平凉静宁骑马沿陕甘大道途经会宁进驻安定，历时四天。他在给清廷的奏稿中写道，“臣宗棠于(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由静宁率轻骑取道会宁，八月初二驰抵安定，接见统领后路全军徐秀，统领左路全军提督刘明灯，询商一切。”(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册105页)上一年，周夫人病逝于长沙，四女孝瑸因

夫去世，忧劳成疾而亡，左宗棠连失两位亲人。面对陇中苦瘥甲于天下的状况， 定荒郊野外简陋的行军大帐中，

花中之年的左宗棠一边谋划收复新疆失地，一边亲自拟定以种树为急务的严厉军令。

严令军队植树的这个决定，注定彪炳史册，泽被后世。

这一年，历史永远把左宗棠的名字连同杨树、柳树一起种在了西北黄土高原上，并生根发芽，生长出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文。在中国西北，人们对树天生就有一种特殊情感。一百五十年过去，走过陕甘驿道的无数官方大吏、文人墨客把他整修的陕甘新驿道叫作“左公大道”，把他种的柳树称为“左公柳”。树下乘凉的行人口口相传“左公所植，勿剪勿伐”，陕甘驿道上的柳树目睹了时光的流转，经历了风云的变幻，见证了历史的积淀，浸润了人们的情感，已经完全超越了它本身的意义，与其说是自然景观，不如说是人文景观，它承载着文化的斯文走向未来，传递了中华民族最鲜活、最具体、最现实的德政情感。大漠西北，西出阳关，先秦至唐宋元明一直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关豪放，从此人以树传，树以文传，开启了杨柳依依的柔柔诗意，在兵荒马乱岁月里，给商旅行人平添了一股温情脉脉的暖流，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

是诗文成就了柳树的幸运还是柳树成就了诗文的幸运问西北荒凉大地谁能极之

中国西北历朝历代作为边关，军事重于政治，征战重于发展，从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为还，到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荒凉与贫瘠，陕甘新驿道上横空出世的一排排清新的杨柳，亮丽了人们的视野，引发了另一种郁郁葱葱的诗情。

八年之后的光绪五年(1879年)，原任浙江巡抚杨昌濬罢官在家，应左宗棠奏荐帮办陕甘军务。进入陕甘后看到大道两旁杨柳成行，高耸云天，浓荫蔽日，春意盎然。完全颠覆了来自江南水乡的他想象中的大漠冷落，一片荒凉的影响。吟成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稿呈送左宗棠，左宗棠捋须大乐。

同年十二月初三，德国人福克与奥地利人满德从上海出发，经汉口、西安、兰州至哈密谒见左宗棠，他在《西行琐录》中说，“左爵相命于大路两旁尽栽树木，业已成林，直到新疆境内，连成一片。路颇平正。”继而赞叹，“厥功伟矣。”

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从哈密回兰州，一路上看到榆柳成行“拱把之树，接连不断”。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模被任命为新疆巡抚，随从侍行的其子陶保廉对沿途所见编成《辛卯侍行记》，“入甘肃泾州界，自此迤西，驿路两旁多白杨，左文襄督陕甘时令防营栽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原户部主事、广东陆丰知县裴景福被贬，远戍新疆，在《河海昆仑录》记载，“(平凉)府东十里外大路，宽十余丈，植柳四五层，三路并行，参天合抱。想见左文襄经营西陲，同于召伯甘棠，而远略尤过之。”

诗经《国风·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时光悠远，风雨沧桑，棠梨树早已消逝在历史烟云中，但诗歌却以顽强的生命绵延二千年，以另一种生命方式完成了召公的不朽。

左宗棠下令植树的34年后，人们把他等同于召伯甘棠，开始在中国西北陕甘新三千里大道上口碑载道。

中国老百姓对于德政的诠释竟然如此直接明了，又如此情意绵绵。深得民心时，人们毫不吝啬自己的柔润和情感丰沛的诗文，歌以咏情。民心不时，也会天下纷然，怨声盈道，民心向背如同巨浪滔滔，汹涌澎湃。正应了一句古语，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一书中写道:“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有企慕之思。”

左宗棠离开陕甘后，继任总督杨昌濬秉承他的意旨，对沿途官柳悉心照顾，严禁砍伐。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上有一幅左公柳图，标题《甘棠遗泽》，画面上还有一篇短文，“昔年左文襄公开府秦中，曾饬各营兵士就秦关内外驿路两旁，栽种树木，十余年来，浓荫蔽日，翠幄连云，六月俎暑者荫喝于下，无不感文襄之德庇而称道勿衰。迨文襄移节两江，都人士睹景怀人，不忍剪伐;而无赖之辈往往乘间砍以斧斤，致同牛山濯濯。有心者因培养无人，不免有荣枯之感。近者杨石泉制军素蒙文襄知遇，曩年随文襄出关时曾目击情形，自制军继文襄之任，事事以文襄为法，无异萧规曹随。乃令将此项树木重为封植，复严饬兵弁加意防守。今当春日晴和，美荫葱茏，依然与玉关杨柳遥相掩映。从此手泽在途，口碑载道，诵甘棠之三章，千载下犹遗爱焉。”

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在辛亥年(1911年)沿陕甘驿道赴任，沿途还看到多处左公柳，他在《辛亥抚新纪程》中对甘肃境内平凉以西左公柳作了详细记载:“自出潼关西来，柳荫夹道，皆三十年前左文襄西征时种植。……华阴以西，夹道左公柳尚茂密。间有被土人偷伐者，亦地方之责也。左公柳甘界尚整齐，无甚短缺。自平凉以西，左公柳夹道继续，拳屈瘠薄。……红城驿夹道杨树高十余丈，左公督陕时种植，多为奸民剪伐。有未伐者，高耸插天，干直无枝，枝亦被人斫去。”

1919年，清末举人程先甲供职甘肃省署，他在《游陇丛记》写道，“陇东、陇西一带官驿，皆左文襄公所建，两旁官道皆种柳。”

1934年5月，著名作家张恨水途经西北，看到大旱之年老百姓剥柳树皮充饥，写下一首诗，“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左宗棠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他植的柳树，在60多年后，竟成了饥寒交迫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的救命食物和救命燃料，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这是多么痛心无奈的选择。一百五十年来，左公柳尽管命途多舛，但他伴随西北的第一缕春色，苍翠了漫长的驿道，润泽了干渴的行人，他明亮地昭示人们，何谓不朽?何谓不倒?

这些柳树

是三千里大道上行走时间最长

负载最沉重的文脉

承载了一个从远古走来从未停歇的绿色诗意那些砍去枝条的伤痕

让所有走过陕甘大道的人

扼腕长叹 诗文何在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本文作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