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岁月 白药情深（上）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汪曾祺 《昆明的雨》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曾多次描绘并深情地讲述了昆明的风土人情。1940年，他考入西南联大。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西南联大孕育了一批批卓越的人才，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注入无尽动力。

如果说汪曾祺对昆明情感，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的热爱，生动、热烈，那么同一时代，在另一位年近五十的学者对昆明情感，因为西南联大的存在，更多了一份培养兴国济民人才的家国情怀。

这位学者便是南开大学化学系创建人、理学院奠基者之一邱宗岳先生。邱先生肩负着教育救国的使命和担子，于1938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大教授。邱宗岳先生从天津一路颠沛辗转到了昆明，可能是途中劳累、水土不服等因素，胃上出了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万应百宝丹（云南白药）成为邱教授纾解疼痛的救命良药。

邱教授之子邱凤昌是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邱凤昌回忆道：1975年，父亲离世前，将财产都捐赠了出去，留给我的只是这一小瓶万应百宝丹。父亲告诉我，他就是靠这百宝丹，才能对付胃出血病。这瓶药留给我，希望我能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后来，这个玻璃瓶装的万应百宝丹经由邱凤昌教授的学生段晓耘转赠给了云南白药，它现在陈列在坐落于昆明的云南白药博物馆，静静地接受每年数以万计参观者的凝视，拉近了抗战那段时光与参观者当下的时间坐标。

睹物思人，当我们看到这瓶百宝丹时，它的药效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衰减，但它却承载了包括邱宗岳教授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传统和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人文精神价值倍增，这会让人觉得像品尝存放久远的好酒，醇绵厚重，意味悠长。

波澜岁月 白药情深（中）

（图：红军长征过云南）

战乱年代，生命既顽强又脆弱。一粒子弹、一块弹片瞬间就会夺取人的性命。一瓶丹药，却会在危急关头救人一命。因此，患疾负伤的人对救治过自己的有效药物印象会格外深刻，甚至会因此注入一份情感。

长征中，一药一酒为红军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贵州茅台一样，云南白药与红军也曾有一段佳话。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苏区根据地，进行后来永载史册的长征。1935年初，经过西渡湘江一役，红军不得不放弃导致行军不便的坛坛罐罐，继续西行征程。保障奇缺的红军艰难熬过数月，在经过云南曲靖地域时，幸运地截获了一批军阀物资，其中就有百宝丹。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威信受了伤，红一军团政委杨尚昆在沾益城外也被敌机炸伤，全靠这批云南白药及时治好了，因此，才能继续爬雪山、过草地，得以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半段更加跌宕艰险之路。81年后的2016年3月12日，开国上将杨得志的儿子杨建华和女儿杨秋华将父亲“三件宝”中的最后一件——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部队配发的云南白药，捐献给国家博物馆。

原来，杨将军把战争岁月中随身携带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一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颁发的三级红星奖章、一瓶云南白药视为三件宝。

（杨建华向国家博物馆捐赠杨得志将军保存的云南白药）

手枪是用来杀敌的，云南白药是用来疗伤的，奖章则是对那段戎马生涯的纪念。

杨建华说：“老父亲打了几十年的仗，虽然一直没用过这瓶药，但是他一直带在身边，这也是一个历史见证。”

“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三件东西我父亲始终带在身边，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无数先烈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了无数老一辈革命者历尽千辛的顽强精神。所以老父亲每次给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总有那么两句话：‘革命胜利了，但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的军队壮大了，但牺牲的人远远超过活下来的人。’这两句话他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的心里始终认为自己是幸存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有活到今天的先烈们。”杨建华说。

……

经过战场洗礼的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生死观。既看淡生与死，又看重情与义。上过战场，叫生死之交。除了对人，还会体现到对一个平时甚至可能微不足道的具体物件上。

波澜岁月 白药情深（下）

“白药已搽了么？是否还分一点留用？我拟明晚去看乃如兄并送药给他。”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

这封信中，邓颖超叮嘱周恩来将要出院的一些注意事项和生活细节，特别对云南白药的使用格外进行交待，关爱之情如涓涓细流，脉脉流露。情在细节中，伟人其实和我们一样一样的，感情也是在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中得以升华。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邓颖超的老朋友，《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埃德加·斯诺来华访问，在密云水库相聚合影。斯诺歪着脖子望着周恩来夫妇，一本正经地发问：

“让我看看，你们还像延安时那样相亲相爱吗？”逗得周恩来和邓颖超开怀大笑。

（周恩来、邓颖超与埃德加·斯诺在密云水库合影）

1970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云南白药做出三点重要指示，要求云南省委抓好白药生产发展的工作。

一、建立一个相当生产规模的云南白药专厂二、建立云南白药专门的研究机构三、云南白药原料植物由野生引为家种1971年6月1日，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云南白药建厂。1971年至1976年期间，云南白药产量平均每年1500万瓶，1971年至1978年云南白药平均每年出口约120万瓶，每年可换取外汇一百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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