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者泛指出生性别与其性别认同不一致的群体。据估算，国内跨性别者约有二十万人。在我国，多数医院以ICD-10为标准，国内跨性别者在医学上属于“性身份障碍”患者。(《2020年精神障碍诊疗规范》)然而，对自身生理性别感到痛苦和烦躁仅是国内跨性别者属于弱势群体的原因之一，这一群体更因现实困境和大众的滞后认知的矛盾而饱受煎熬。近日，澳门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曹强课题组，泰山学院张琪课题组，协和医学院陈昱全课题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向智彪课题组等六校联合课题组共同在国际权威ssci检索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中发表了题为“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childhood abuse in transgender people: a cross-sectional cohort study”的研究，报道了当前我国跨性别者在各方面的现状与所遭遇的困境，

当前我国青少年跨性别者父母多在35-55岁这一区间内，由于生长时代差异，这部分父母思想普遍较为保守。由此出现了子女对跨性别较为理解但家长对跨性别的了解仍停留在极初期阶段。在部分较不发达地区的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家庭中，此类矛盾尤甚。

受传统保守思潮影响，当前中老年家长对于子女的照顾和关怀总体较好，常以家庭和睦、子女健康平安为重。然而，由于社会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青少年父母生活质量虽得到改善，但思想多还停留在优先满足物质需求的层面。由此，青少年跨性别者父母对子女性别认同及因此产生的焦虑往往采取回避、否定等态度，较少前往精神科或心理治疗师处问诊。如此情况加剧了子女的心理与精神健康问题。在热心救助者救助的约1000人次青少年跨性别中，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者超过半数，且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因家庭原因从未前往精神科就诊。

此外，相当一部分跨性别者在心理学及医学角度具有实际长期稳定服用激素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跨性别者在难以得到相关医疗机构帮助及家长理解的情况下自行服用激素药物。家长则多以传统观念等原因反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激素治疗，由此，青年跨性别者与家长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家庭出现冷战乃至家暴。

早在2009年，我国卫生部即出台《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以保证跨性别者医疗权益。而各大医院在执行规范的过程中，屡受观念较保守的家长困扰。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某位医生因开具跨性别诊断被跨性别者家长砍伤;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某医生遭跨性别者家长持刀威胁;多地医生因开具跨性别诊断而被家长匿名举报，此类事件层出不穷。由此，各大医院纷纷收紧跨性别诊断和激素药物开具规定，跨性别诊断开具时间被大幅延长或要求短时间内多次随访复诊，或要求成年跨性别者的家长签署同意书方可开具激素治疗药物。由此可见，家庭内部观念差异通过此方式蔓延至医疗领域，影响了跨性别者接受正规医疗的权益。

在家庭中受挫后，青年跨性别者倾向于在学校、工作单位寻求支持和包容。然而，受限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学校、工作单位对于跨性别者的异装、蓄发(剪发)、服用激素等行为也接纳度较低。以至于出现跨性别者被要求休学、辞退等情况。跨性别者在缺乏家庭、医疗支持的情况下，往往主动放弃维护自身法律权益的渠道，致使上述情况时有发生。即便能够顺利毕业，也往往因为性别重置手术后证件、学历信息更改困难，致使其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相关机构统计，跨性别者超过30%因性别认同问题出现学业困境，超过70%的跨性别者因性别认同问题出现工作困境。

经澳门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曹强课题组，泰山学院张琪课题组，协和医学院陈昱全课题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向智彪课题组等六校联合课题组共同研究，当前我国跨性别者中，实施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者比例在30%以上，曾有自杀念头者在50%以上。相比于其他群体的非自伤性自杀和自杀者，跨性别者更难得到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的支持，即使在相关部门、社区及热心人士成功救助后，再次出现困境的概率仍居高不下，各类令人遗憾的情况时有出现。

当前跨性别者所处困境主要源于代际观念及代际认知冲突，此种冲突在误会和污名化中不断加深。改善跨性别者生存状况，一是需要家长注重子女心理健康，及时评估子女心理状态;二是要增进亲子沟通，消除误会，亲子共同面对问题;三是端正心态，寻求正规医疗机构帮助。同时，也期望社会及各教育机构给予跨性别者更多机会，让其能够有机会为社会发展建设作出贡献

(编者：六校联合课题组，寒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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