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 | 傅斯特

举世瞩目的大会闭幕，中国顺利进入新的周期。

新的征程，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二十大报告更是掷地有声：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毫无疑问，科技创新愈发成为当前大国博弈主阵地。它是人才、技术的竞争，但本质上还不止于此。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应该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再被回避的“重大考验”。

美国之所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被讨论最多的原因无外乎，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断缩小的经济体量差距等等。

但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那就是两国确实有相似的“经济地理学”和“科技地理学”。

在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海岸的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南部的休斯顿-达拉斯、北部五大湖区的芝加哥，BIG4组成了美国经济最发达、大城市和人口最多一线梯队。

在中国，恰好也有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所代表的四大发展极。

若论科技创新高地，美国主要有两个——东海岸以波士顿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西海岸以硅谷为代表的旧金山湾区。

中国则同样有相似的分布——“东海岸”是东部长三角地区，“西海岸”则是南部的大湾区。

两个“东海岸”都有一条科创走廊，一批历史悠久的大学，以及国家重点投入的企业与科研院所。

两个“西海岸”都比较新，也都以敢创新著称。美国西海岸有硅谷，中国“西海岸”也有国内最具硅谷气质的城市——深圳。

2019年，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次演讲中曾大胆预言：八年后，深圳一带会超越美国硅谷。

这个预言是否会应验，五年后就会有答案了。不过，至少从现在来看，与旧金山湾区的综合创新实力相比，目前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还差了一点点意思。

显然，经济实力、靠近市场、产业集群、企业生态，这些方面大湾区都有优势。

论名校数量，大湾区也不缺。连大科学装置，大湾区这几年都快速地补上了短板。

到底缺一点什么呢？其实这不仅是大湾区缺的，也是整个国家都迫切需要的——基础科学的能力。

一般人认为，应用科学也就是工科，无论是对个人找工作，还是企业研发，抑或是产业发展，都显得更“实用”一些。可今年就业季，最吊诡的一幕发生了：车企、半导体和风投高薪挖化学和材料人才，甚至有VC的新能源团队点名要化学博士。

长期以来，化学、材料与生物、环境并列为四大“天坑专业”。

专业从冷到热的陡转，是中国从“下游应用创新”转移到“上游技术创新”的大背景。

以大家最关心的芯片为例：

当我们发现芯片被卡脖子后，在芯片设计领域有了华为海思；接着发现还需要代工领域突破，于是有了中芯国际；随后发现又需要设备环节突破，于是中微公司、北方华创在逆袭设备；然后发现设备核心零部件也没能自主，于是恶补零部件；等到以为一切都搞定，最后发现：芯片材料还是被卡脖子。

一步步向上溯源，才发现一切都归因于——基础科学。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这是科技史不断确认的常识。

没有1703年建立的现代二进制，就没有两百年后的机器语言；

没有1874年布劳恩发现物理上的整流效应，就没有大半个世纪后晶体管的发明和应用；

等离子物理、气体化学日后成了刻蚀机等关键设备的必备基础。

想想为何二十世纪三个伟大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都出现在美国？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

美国一直保持着对基础科学的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美国在二战后就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如今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全球的统治力，同样源于强大的基础科学所提供充分的养料。

公开信息显示，美国大学有7所位列全球物理学科TOP 10，有6所位列全球数学学科TOP 10，有5所位列全球材料学科TOP 10。

通过基础研究掌握源头科技，积累大量“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随后一步步外溢建立产业霸权，美国走出的这条路，为中国提供了参考——“国产替代向上突破”没有穷尽，“基础研究向下溢出”才是王道。

如今中国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高层多次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从政策倾斜到资源聚集，基础学科迎来了全新机遇。

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指出，坚持从教育抓起，潜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数学、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给予更多倾斜；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更加聚焦基础学科和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2019年，中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终于首次超过了6%。

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把强化科研投入和基础研究放在了更突出位置。腾讯、阿里、京东等一大批头部互联网企业也都开启转型，向人工智能、芯片等硬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大举进军。

除了加强对基础研发的投入，还有一些企业以公益方式资助有实力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的攻坚。

今年7月，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向母校华南理工大学捐赠4000万，联合设立“TCL科技创新基金”，用于支持华南理工大学青年科研学者开展科学探索和技术攻关。

后发的追赶，一方面需要快马加鞭，另一方面又急不得。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格就尖锐指出，基础研究的突破本质是无法被计划的，它们来源于无目标的研究，来自意外的收获。

上世纪医学的重大进步——用于诊断和治疗的X光、很大程度根除细菌疾病的抗生素、用于早期发现癌症的非侵入性成像等，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开始并未带着任何应用目的。

以X光为例。1895年，伦琴在维尔茨堡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时，正在研究阴极射线管中的放电效应。他偶然注意到实验室附近的荧光屏上有微弱的光，但此时阴极射线管是被黑色硬纸板完全覆盖的。一次，伦琴偶然将材料置于射线管前以测试其阻挡光线能力时，他在荧光屏上看到了自己手的骨架。一两年后，X光应用于医学。1901年，伦琴被授予首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基础研究创新的“不可被计划”性，说明要取得重大的原创性进步，必须要厚植全社会的科学氛围、科学精神、科学文化，才能有更多机会在“无用”之中发现“大用”。

正是洞察到这一点，在国家、科研院所、企业掀起的基础研究大合唱中，TCL并不满足于直接资助基础研究项目，而是更看到了在播撒“科学种子”上的重要性。

10月28日，TCL公益基金会与南方科技大学签约达成公益合作。TCL公益基金会将向南方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以支持双方在教育公益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同时，由双方共同打造的首个公益项目“南方科技大学-TCL创新创业大讲堂”也正式启动。

TCL与南方科技大学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建设“创新创业大讲堂”，邀请院士专家、知名学者与企业家，走进南科大高校课堂，将其打造成大湾区乃至国内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助力青年科技人才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TCL邀请这些名校大师不是讲专业课，而是希望让更多人听见科技创新背后的故事，加深青年学子对创新创业的认知，让科学家和科学精神被更多人看见，从而向社会传播更多关于科学的梦想。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次TCL与南科大的牵手，同样以公益的方式，没有功利化的KPI，也不涉及具体的项目，而是指向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长线改变。

“拆掉”大学围墙，让更多人都能听到名校大师的风采，进一步播撒科学的种子，改变社会观念和认知。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很多人童年的梦想都是当科学家——驾驶着宇宙飞船，驶向星辰大海。可是在最近十几年，“科学家”的梦想似乎正从儿童少年的大脑中消失。

2018年，经合组织对来自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00 名 15 岁青少年进行的职业选择意向调查显示，医生、教师、兽医、业务经理、工程师、警察等二十世纪热门职业仍然是孩子们的热门职业选择，近 47% 的男孩和近 53% 的女孩希望在 30 岁时从事 10 种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但这些职业中，已经没了“科学家”。

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可能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更早出现的那些“大拿”。

这从侧面反映出，在今天这样一个看起来日新月异的社会，整个世界的科学氛围、科学精神恰恰是最需要被激发的。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教授在其著作《物理学的困惑》里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物理学的脚步停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流传后代的东西。”而要反思人类突破性科技创新面临的“大停滞”，社会思潮和精神层面科学浓度的下降，恐怕难辞其咎。

大家都知道，基础研究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但这种精神不可能诞生在真空之中。如果科学家的梦想都从人的头脑中抹去了，拿什么来培育出更多的甘于“坐冷板凳”的科学家？

这样的疑问，对于基础学科还需要大力追赶的中国而言，显然更值得审视。

在“南方科技大学-TCL创新创业大讲堂”的课堂上，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商学院代理院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金李指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是短期的，赚快钱的，但要突破卡脖子技术却需要十年磨一剑。

那么拿什么来支撑这种“十年磨一剑”？更多更有耐心的资本，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事实上，这次金李在课堂上就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往往被忽视的观点，那就是社会财富观念和理念的“进化”，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他指出，希望全社会更好的理解财富管理，从源头上增加更多的民间资本，对于高科技、高质量创新进行长期高质量投资，建立耐心资本。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多数中国资本和企业都是善于“速战速决”，极其重视变现的能力，并依赖于规模、价格优势，以及惊人的模仿复制能力来建立商业模式。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与此息息相关。

但是，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技术进步的原创力，无疑不能再依赖过去的“三板斧”。这自然需要资本和企业，既要继续发扬脚踏实地的精神，也要多一些仰望星空的前瞻力和“十年磨一剑”的定力。这种情况下，财富观念和财富管理理念的转变，正逢其实。

TCL以公益方式切入基础研究领域，用实际行动写下了有力注脚。

公益的本质是非营利，天然就与基础研究的长期性、不确定性、风险性高等特点高度适配。

可以说，公益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推动基础研究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世界范围内知名的实验室有不少都是由公益方式捐赠设立，许多科研基金也是由慈善组织捐资支持。

像威廉·卡文迪许捐资设立了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像瑞典瓦伦堡家族所属的十几家基金会和慈善信托，就为瑞典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瑞典有31人获得诺贝尔奖（位列世界各国第5位），与瓦伦堡家族通过慈善捐赠对科学研究持续资助密不可分。事实上，就连最知名的诺贝尔奖，也是由诺贝尔基金会设立。

这方面，目前也是中国基础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其中挖潜的机会很大。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愿意拿出实际行动，这对中国实现基础研究的长跑突破而言，无疑是幸事。

致力于“活跃校园创新创业文化”，“加深青年学子对创新创业认知”的“南方科技大学-TCL创新创业大讲堂”，实际就是通过公益的方式传递科学、创新的观念，以公益来助力培育未来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说过，如果中国想要走出科学迷茫的窘境，必须再进行科学的新启蒙。“南方科技大学-TCL创新创业大讲堂”所干的，也可以说就是科学的新启蒙。

小结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基础研究也是。

深圳因变革而生，是中国最具有开拓精神、变革精神的城市。同样，诞生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也一直被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

南科大的首任校长朱清时有过一个著名的判断：兴趣和好奇心对于创新人才来说是最重要的素质。如果一个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什么都不好奇，他很难做出创新的东西来。

南科大现任校长薛其坤也表示，颠覆性创新往往源自“无用的研究”。判断拔尖创新人才，科研能力、成效只是很浅表的层面，我认为最根本的在精神层面。

现在，同样诞生于大湾区的TCL携手南科大带头来做科学新启蒙的事，无疑在冥冥之中与深圳，与南科大的变革历程和办学理念，形成了一种惊人的“重叠”。

这是在另一个更去功利化的角度，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厚植土壤。它同样让人看到了一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

确实，科学家在基础研究上需要多一点坐冷板凳的精神，但别忘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需要一些不那么急功近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

从美国到日本，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都已经表明，要让科学家遍地开花，最需要的，是让科学成为一种文化，将科学精神渗入到个体的价值观，最终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这事再难，也值得我们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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