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北京。

一群在中国精神心理领域深耕数十年的专家，因为一个共同的名字——观心实验室而聚集在一起。他们之中，有来自顶尖公立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有将科室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开拓者，也有在临床一线工作数十年、即将退休却仍希望继续发挥专业价值的资深医者。

会议的召集者，是观心实验室首席医疗官杜亚松教授。

过去六年，观心实验室从线上心理服务起步，逐步发展为覆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19个城市、拥有23家互联网医院和诊所的脑智健康服务平台，并于今年正式升级为观心脑智健康科技集团。

而这场会议，也标志着观心实验室“精神科医生集团”战略的正式启动。

六句套话失去的信任与一个行业的断裂式需求

会议开场，观心实验室创始人韩智其坦率地谈到创业六年来的感受。“观心的发展其实充满坎坷。”

作为一家社会办医机构，观心进入许多城市时，往往是当地第一家甚至第二家精神专科诊所。政策、人才、行业认知、社会信任，每一步都需要从零开始建立。

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名誉会长郝德明在会上提到一段业内流传已久的话：

“病人一进门，第一句话你有病，第二句话病很重，第三句话可以治，第四句话药很贵，第五句话有发票，第六句话可以进医保。”

在他看来，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透支了非公医疗的社会信用。

“老百姓宁可去拥挤的公立医院，也不愿意来非公机构。环境再好、设备再好，人家不相信。”

这也是中国非公精神心理服务长期面临的现实。

然而，挑战背后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需求缺口。

今年5月，北京启动中小学心理问题调查。有专家在会上透露，调查中发现存在明显心理问题风险的学生比例达到11%。

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但供给远远不足。

来自公立医院的多位专家都提到同样的困境：门诊量越来越大，而留给患者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们医院做心理咨询的大部分是青少年，但真正需要心理治疗时，预约往往要排到一周甚至两周以后。”

“半天门诊几十个号，医生能完成诊断和开药已经不容易了。”

深圳专家周教授在会上总结：“患者选择非公机构，最重要的是服务，但只有服务还不够，质量同样重要。”

这正是观心实验室试图填补的空白。

他们不愿退休，因为还有太多人需要他们

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一个现象格外引人关注。

郝德明认为，非公医疗真正缺少的从来不是资本，而是医生。“医疗服务最终还是要回归医者仁心。”

他提到自己参与建设的海南医疗特区，拥有全球数百种特许药械和开放政策，但真正限制发展的，依然是高水平医疗人才。

湖南薛教授今年已经69岁。谈到退休后的规划，他说：

“我们觉得自己的精力还很充沛，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但也不能挡住年轻人成长的道路，所以希望找到一个平台，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继续发挥出来。”

数十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诊疗智慧和学科建设能力，需要新的平台承载。

深圳周医生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退休人员除了经济需求，更需要价值感。如果能让他们把经验继续用出来，这就是双赢。”

这种价值感，也吸引着许多仍在公立医院工作的专家。

来自北京的杨医生提到，在公立医院的高强度门诊中，很难给患者足够的时间。

而在观心，他希望能够做到：初诊50分钟，复诊30分钟。

“只有保证足够的诊疗时间，才能真正了解患者，也才能与公立医院形成差异化服务。”

对于很多精神科医生而言，这种“好好看病”的机会，本身就具有吸引力。

不只是连锁诊所，而是医生集团

会议上，多位专家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医生集团。

来自天津的张医生认为：“观心不能只是诊所连锁，而应该成为专家团队。”

他分享自己所在科室的运行模式：每天160多个病人，不可能全部由专家亲自负责，而是通过主任、骨干医生、专家三级协作完成诊疗。

“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由专家解决。”

在他看来，观心未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分层体系。

这不仅意味着医疗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知识和经验能够持续传承。过去十几年，非公医疗拼的是资本、规模和扩张速度。而下一阶段，真正决定机构价值的将是专业能力。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精神心理服务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依赖专业人才的领域。

在欧美国家，大量心理治疗、精神康复服务都由非公立机构承担。中国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挑战。

最大的难题依然是人才。

韩智其分享了一组数据：

在烟台，观心曾筛选当地80多名注册咨询师，最终通过考核的只有2人；珠海情况同样类似，不得不从深圳和广州调配专业人员支援。

“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之间，专业人才水平差距依然明显。”

因此，观心开始建设自己的培养体系。

通过观心学院、自主培训项目以及“少年说”等人才培养计划，逐步建立咨询师成长路径。

与此同时，如何实现服务质量标准化，也成为另一项重要课题。

郑州李教授提出：

“我们必须形成自己的标准和规范。这样不同城市、不同门店，才能实现同质化的高质量服务。”

据了解，过去四年多，观心实验室累计投入约1亿元用于科研建设，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和数字疗法相关资质。

这些投入背后的目标只有一个：让精神心理服务变得更加标准化、可评估、可复制。

诸秉根：以前在公立医院单打独斗，现在我们是团队作战

面对公立体系长期存在的服务断层，观心实验室提出了一套“医教康养”四位一体模式。

韩智其认为，精神心理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

很多青少年患者的背后，往往存在家庭关系紧张、教育方式失衡、社会适应困难等复杂因素。

因此，仅靠药物治疗远远不够。

在观心体系中：

医：从严肃医疗，精准医疗出发，评估患者的身心健康问题，制定理念先进的MDT多学科会诊等综合诊疗方案。

教：观心实验室每年公开直播触达人群上亿次，向公众科普心理知识，推出针对青少年父母，成人及老年群体的相关科普课程，提升用户认知；设立公益医生讲堂开展专业心理患教；培养心理学专业人才。教育体系覆盖面广，针对不同人群需求，分梯度分层级，满足各类人群需求。

康：以心理学疗法为核心，结合运动医学，社交支持，生活干预等手段，为心理和情绪障碍的人群提供康复服务。服务模式包括线上线下团辅，一对一陪伴，营地和旅修等。

养：结合精准医疗与功能医学检测，通过营养，微量元素，细胞素等精准调理生理状态，改善大脑认知和神经系统功能。对精神心理问题有效的辅助治疗，对精神心理问题引起的共患病进行有效干预。

真正重要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如何落地。

以上海观心童创中心为例，其Day Care日间康复项目采用“拟校园化”管理模式。

患者每天上午进入中心，下午返回家庭，在治疗周期内接受医生评估、心理治疗、团体活动、艺术治疗、音乐治疗等综合干预。

其中最关键的角色之一是个案管理师（CM）。

他们负责连接医生、治疗师与家庭，持续跟踪患者状态，确保治疗方案能够真正执行。

观心医疗业务部医学总监诸秉根教授对此感触颇深。

“过去在公立医院，门诊结束后孩子就回家了，后续情况很难持续跟踪。”

“现在不一样，我们是团队作战。”

在诸秉根看来，团队协作是观心模式最大的价值所在。

医生不再只是开药的人，而成为整个康复系统中的一部分。

观心的下一步：把“精神科医生集团”这几个字，变成更多医生的名字

会议接近尾声时，深圳高医生分享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细节。

在珠海观心开业现场，一位曾经接受过她培训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观心的全职咨询师。

见到老师后，对方激动地说：

“高老师，你来观心吧。这里真的很好，我们的理念在这里被认可。”

这位从未与非公医疗机构合作过的专家坦言：

“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真实实能够帮助患者的组织。”

对于长期面临信任挑战的非公医疗行业而言，这种来自专业同行的认可尤为珍贵。

它意味着，在公立体系之外，一个以医生为核心、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的精神心理服务平台，正在逐渐获得行业认同。

大会最后，韩智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愿景：

“希望未来观心专家委员会不断壮大，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神科医生集团之一。”

过去六年，观心实验室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从单一服务到“医教康养”体系化探索的转变。

而今天，这场关于“精神科医生集团”的尝试，或许才刚刚开始。他们期待探索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更是一种新的医疗可能。当越来越多医生开始从“单打独斗”走向“团队协作”，从“治病”走向“长期陪伴”，中国精神心理服务或许正在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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