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书画资深专家 于笑

1.遗民之节，关中文坛

一碗的开始到一棵树的结束，社禝易祚，有人选择了妥协，成功转型，成为新朝名臣；有人选择了以死守节，以一死名其学术之大，成为忠烈之士；有人选择了隐逸，此身愿成首阳之志，大节不亏成为一代隐逸。聚焦关中文坛，如太华之苍峻，黄河之激勇，以弘道之重任不辱名节，独立特行于易代之秋，无畏生死不计贫困，潜心务学提正人心，再次向世人诠释了何谓学问之大？何谓生命之重？傅山，“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倡明学术于末世，提斯人心于当下；李因笃，恪守程朱之学，不损气节负重而行，不失学问之大，操守之贞；宋振麟，关学之传，笃志励学，得知行合，孝感动天。顾炎武云：“窃闻关西士，自昔多风尚。如君复几人，可惬平生望”。

本套《清初关中学脉诗册》，由清初关中文坛及遗民中坚人物组成，共七帧，全为绫本所书，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分别为：傅山、李因笃、刘汉客、张鼎铨、刘大来、田约生（田宏量）、宋胤麟（宋振麟），创作时间在康熙乙巳（1665年），所书内容为交游诗赋，所赠人是山西布政使司参议陈上年之兄“陈大来”，他们二人是关中文坛与遗民群体的重要连接人与接济者，延誉了他们的文学声望，本册对于考察明清之际关中遗民、诗社、交游、关学发展及遗民个性化书风成因等等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关中位于陕西省中部，南依秦岭，北靠北山，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千米，南北宽约30-80千米的地区，以平原和黄土台原为主。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市的平原和黄土台塬部分及杨凌区。

清初关中，经历了农民起义、姜壤之变、三藩之乱，万姓死亡，白骨遍野，而关中士人阶层在战乱中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打击，他们的心灵一次次受到伤害和折磨。如此反复动荡的社会局势，使他们的心态和人格较畿辅和江南更为复杂，因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云游入幕”的遗民群体，“云游入幕型”，指“既不与新的政权发生直接的关系，为生计所迫，又同新贵们保持着一定的私人关系”，他们或成为新贵幕府中的宾客，或不入幕府，但不时接受新贵的接济，这其中较有代表性正是本册李因笃。

2.笃志经学，任侠之风

李因笃，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作为世家子弟，他秉承家学严守父志，李自成称王西安时，他毅然脱掉贼寇强加的官服，誓与贼不两立；明亡之后，他甘贫守志结交遗民，游走于塞上结交义士誓与清廷抗争到底；他是关中学派进入清初之后的重要学术大师，与顾炎武、傅山、朱彝尊等为挚友，他性格豪爽有任侠之风，愿为朋友以生死相许，当顾炎武深陷牢狱之时，他“冒暑入都，行三千里救之”，肝胆相照不计个人安危为友人鸣冤，震动全国！当听闻顾炎武马前失足客死他乡之时，他不远千里为其收尸，真情永驻，可谓有情有义的大君子。

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李因笃告别故里，出外游学，经友人苏生紫、赵一鹤推荐，抵达代州（今忻州市代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在知州陈上年（河北清苑人）家任塾师，陈上年，字祺公。直隶（今河北）清苑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巩昌府推官，内迁兵部郎。顺治十六年，出为泾固道。十七年，转山西布政使司参议、管按察使司副使事、分巡雁平道。康熙六年，裁缺归。再起广西布政使参议。李因笃入陈上年幕前后八、九年，入幕期间，由于受到陈上年的经济资助，肆力于学，和其他的遗民在学术上相互砥砺，“祺公（陈上年）视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以是无内顾忧，而益肆力于学。及祺公备兵雁平，携以入代，复为俱橐资游。圭组之英，蓬荜之彦，俱与交欢。傅青主（傅山）、顾宁人（顾炎武）、朱锡鬯（朱彝尊）辈，尤以古道相砥砺。著述日富，叩其所蓄，如海涵地负。”

康熙二年（1663年），李因笃在代州道署内安家落户。李因笃在雁门陪伴陈上年数年之久，平素除了授读著述之外，他们经常策马古道，登山临水，足迹遍及北方，大大扩展了李因笃的视野，使其渐渐地认识到明亡清兴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朝代一定有新的气象，他逐渐地放弃了反清复明的想法，进而与那个时代很多遗民一样，转身真正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3.年谱实录，大来其人

根据本册刘汉客的题款纪年:“乙巳仲夏”，成于康熙四年（1665年），此时的李因笃35岁，迎来了一位山西声名远扬的学术巨擘——傅山，明亡之后，傅山隐居山西太原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当时南方遗民为躲避清廷迫害常常不远千里来山西投奔傅山，很快山西太原一代就形成了以傅山为中心的学术圈子，其实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就与李因笃结识，康熙三年（1664年）李因笃到太原拜访傅山，在崇善寺举办文酒会推傅山居首席，有《席上呈傅征君》诗，称赞傅山“灿灿紫芝存古调，番番黄发长明车”。傅山也作诗奉赠，而傅山也回赠以《为李天生作十首》，康熙四年（1665年），年已花甲的傅青主在侄儿傅仁的陪同下，风尘仆仆进入关中，来拜访李因笃，并在此停留了一个多月。

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之《天生先生年谱》卷六（二十一、二十三）

查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之《天生先生年谱》，在“陈上年行状”散见记载：“康熙二年，顾炎武造访傅山后游雁门，结识李因笃及陈上年，并寄信傅山介绍二公，傅山即于此年写信于李因笃，李因笃于康熙三年（1664年）拜访傅山。康熙四年初（正是本册的创作时间），傅山有《与戴枫仲书》言到陈上年：“二十六日，天生有信至，云，初二日，陈祺翁有赍捧之役，天生偕而之燕。二十七日午后，遣儿速往雁门，遂不及约兄。”同年夏初，傅山赴代，归来寄信戴枫仲，言及李因笃与陈上年关系与人品：“弟自雁门归矣。天生寄书一函，扇一握，付许价将上。……杨伻将九月尽间始还，问之曹秋老客韦君也。陈祺老正自不俗，所以与天生相得之甚，非偶然也，非偶然也。菊种二种附上。枫仁兄。弟山顿首。”

在《天生先生年谱》卷六，亦有记载：“康熙四年乙巳三十五岁，春从陈祺公（陈上年）展觐取道大同经易州、涞水、涿州、良乡抵都，叩谒十三陵，出都经保定返代.....自保州旋代，欲寄陈大来先生三十韵兼介初度一首。”

李因笃于本册诗后题：“春日过保州言謁，大来先生晤，季昭翩翩自喜，坐隐数人可交也。适得连咏致之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上述年谱的记载内容与本册的创作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稳合，“保州”为今河北“保定”，为燕赵之地，是幕主“陈上年”的故里，因陈上年有赍捧之役，李因笃开春入燕，会晤了其兄陈大来，“连咏致之佳”应是年谱“欲寄陈大来先生三十韵”中的数句。

《天生年谱附录》（卷六）天生一（证吴怀清考误依据）

4.坐隐遗民，关学大兴

《天生先生年谱》卷六，吴怀清考记：“《畿辅志》陈大来名泰，诗以孝行称，陈祺公之兄，《山志》陈祺公与余以翰墨相往来几四载矣，而实未识面。戊申秋（注：吴怀清考“戊申秋”，依据是陈大来康熙六年裁缺归里，应在保定时为多，是为误考，应于本年“乙巳”。）余至保定始获晤，对朝夕相聚因并识，其兄大来公，居官有才，有守，而豁达，大度不可一世。政事之暇，博览群籍，尤好交游，慷慨然诺，有古人之风。其居家则内外大小事皆大来主之，祺公事之唯谨恂，恂若儒子夫身列外台位，非不高年逾不惑，非不长而能守礼，若此可谓贤矣。每察其言，动退而思之，益觉其尊，世有甫登科第而慢骨肉以自骄者亦只见其隘也已”。

“坐隐数人可交也”，“隐”为明清之季遗民的一个特征，易代后隐于乡野而不履城市与吏庭，实为大多数明遗民以此远离新朝政治而“处”的一种方式，是避世与避难的合一。顾炎武称：“古所谓义士不合于时、以游为隐者”。《清史稿》列傅山于《隐逸》，四君子中的李二曲和“关中三李”中的李柏在关中遗民中以隐逸名震天下。

坐隐数人唱和赋诗的活动，谓之“遗民结社”，明社倾覆后，遗民结社甚多。杨凤苞曾谓：“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书南山草堂遗集后）。

谢国祯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王弘撰（山志）中“青门七子”条，考察顾炎武曾经到陕西访青门七子，七子为明室宗室，聚于雁塔下唱和，有结社之迹。“青门七子皆宗室之贤而笃于学者也，各有诗文集，卓然成家”，青门会聚了一批文人。在李拍的《槲叶集》和李因笃的《受祺堂诗集》中有关到青门相其他文人宴饮赋诗的作品颇多，李因笃数次造访青门，和文人有诗歌答酬。

事实上，关中地区夙以文化底蕴深厚、文学艺术兴盛而著称。自北宋张载开宗立派以来，贯穿宋元明清，绵绵不绝长达七八百年，学人众多，涌现出吕柟、冯从吾、李颙等一批理学名家，被学界公认为“关学”学派。文脉赓续，时有异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明中期、明末清初这两个时期。在明中期即正德、弘治年间，以关中籍文人李梦阳、王九思、康海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坛复古运动，引领一代文坛风骚。逮及明末清初，随着关学的振兴，关中再度出现了文学兴盛、文人辈出的局面，知名人物有“青门七子”，李楷、王弘撰、李颙、李柏、李因笃、孙枝蔚、李念慈、宋振麟等，其中，李颙、李柏、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名扬海内。他们或长居关中，或游走南北，或流寓江南，活跃于文坛上，成为引人瞩目的关中文人群体，清初钮琇《觚賸》一书率先提出“关中诗派”，乾隆年间学者王鸣盛赞誉为“三秦诗派”，代表着陕西文学的繁荣期。

5.天生诗宗，书迹世罕

《清初关中学脉诗册》中，李因笃本帧创作时期，正是其居“雁门数年，益发奋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大儒书，所著诗文益高古精髓，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他广泛结交文人豪客、理学名贤、达官贵人，为文学诗词的精进期。

康熙四年（1665年），在傅山等人的带动下，李因笃迅速成为学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声名远扬。傅山曾在《霜红龛集》中有《为李天生作》五古诗一首，盛赞李因笃的文学才华，他说：“南山寒天地，不屑小峰峦。灌薄冥苍翠，神仙谢羽翰。心原滂浩绰，胆起大江寒。何事亭林老，朝西拟筑坛。”并在诗的注解中说到：“近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钱谦益），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在与当时这些学术大家的交往之中，李因笃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提升，逐步地接近大师气象，在顾炎武的的提醒下，李因笃开始对汉诗进行标注音韵，促使他研究音韵学，与此同时他在金石、经学的造诣也日益精进。然而，这一切的得来，完全仰赖于陈上年的鼎力支持，没有陈上年，或许成就不了李因笃。陈上年，真乃李因笃人生路上的贵人、知己、恩师。

康熙初年主盟京师文坛的龚鼎孳曾题赠李因笃曰“西京文章领袖”。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顾炎武），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以及文学成就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

李因笃《行书古体诗卷》浙江省博物馆藏

李因笃的书法，目前馆藏仅见一件为浙江省博物馆藏《行书古体诗卷》，绫本书写，内容为：“汤使君荆岘先生家辰有年，名所居日潜荟，应韶北上，命因笃为诗纪之，病中勉赋古体一首，凡四百字。关中李因笃子德顿首稿….”。劳继雄《古代书画鉴定实录》标记为“真迹”。经比对，《行书古体诗卷》所书与本册李因笃的书风、落款也极为一致，互可参见。

6.隐于研田，学术高峰

古人成就人生价值的“三不朽”为至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这里面的“其次立言”就可用书画、诗文等来完成，实现遗民画家的人生价值。明遗民画家以不同的书画图式、方法示人，如狂放不羁，恣意缠绕、残山剩水、白眼向天、冷逸孤傲等，故书画语言可补充“立言”之不足，傅山无疑是遗民画家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是明朝遗民，也是一名具有坚定立场的前朝臣子。注重个人气节，拒绝与清政权合作，绝意仕途，隐于研田，将亡国悲苍凝于笔端，专心致志从事绘画实践，是“晚明狂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山西文坛的代表人物。

创作《清初关中学脉诗册》时期，是傅山书法成熟和学术活跃期。甲午“朱衣道人”案之后，傅山游历江南，知恢复无望，开始了他“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遂潜心于学术，思考明亡之原因，故对经史子集有心得之论，尤其对诸子多有发微。康熙二年，顾炎武至太原，访傅山于松庄。之后，屈大均、阎尔梅、李因笃、申涵光、潘次耕、阎若璩等相继来到太原，他们之间的唱和，活跃了太原地区的学术氛围，实学成为此一区域的学术主流。这种反思的思想也影响了傅山对书法的重新认识，使得傅山书法的创作由颜真卿重新回到了“二王”一脉帖学道路上来。这种“二王”帖中的儒雅、精致和颜真卿的流畅而雄浑的气势，互相交融，开始形成了傅山书法高雅而豪放的风格。诗词上，傅山的一首“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可谓豪气冲天，壮志凌云，正是本年傅山带病游关中登华山，其侄子傅仁陪同并拜访好友李因笃所作。

本篇诗文诗词整体呈现出一种较为平宁，时而唯美之感，如“晚得为图趣，家余种竹田”指隐逸之乐，“落月粲宾逢”，“北斗簪缨地”以“落月”、“北斗”唯美之象，形容聚会之人人品高洁如皓月，家族文化传统悠久显赫，实则“发幽阐微”、“考论结合”、“文史互证”，如“南阳月旦篇”，典出“月旦评”，东汉末年由汝南郡人许劭兄弟主持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等品评，评的是诸君的“诗词水平更是人品”，又如“邾娄要片语”出《礼记·檀弓下》“邾娄考公之丧”，“虞芮会中还”出《周本纪》“虞芮罢争田”。大意为：虞芮两国之君相互争田，久而不决，于是便找西伯评判。入周之后，见到人们互相礼让，相形之下，感到惭愧。二国君便说：“‘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所以此首诗，我们可以窥见到聚会之人是注重个人操守气节之士，诗词守于儒家传统文学观，不会置“诗教”于度外，用诗文畅神悦志。

7.四宁四毋，藻鉴书印

傅山本帧以行书为主，“二王”的儒雅，颜真卿的舒畅而流丽，精力弥漫，胜于“气骨”，风格之古拙苍劲，无不体现着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美学追求，显系傅山晚年行书杰制。

与本作的面貌、创作年份相近的便是傅山书艺精粹中的一件《丹枫阁记》。1660年，傅山好友戴廷栻梦中见到和一些身着“古冠裳”（意即明朝服饰）的人在一个小阁楼中聚会，阁名“丹枫”。醒来后，就依梦中所记，修建了丹枫阁，并写了一篇《丹枫阁记》以记其事。丹枫阁建成后，山西和全国的许多硕学大儒、反清志士常在此集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傅山、顾炎武、白孕彩、薛宗周、阎若璩等。后来，戴廷栻请傅山书写了楼匾和《丹枫阁记》文章。

傅山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所书《丹枫阁记》。《丹枫阁记》共有两种：真迹本为黄绢本，共8页，前7页每页7行，最后1页8行，每页纵约24.5厘米，横约13.5厘米。现藏山西博物馆；临本，现藏辽宁博物馆。

傅山 1660年作《丹枫阁记》山西博物馆藏

《清初关中学脉诗册》“傅山”此帧

两作通过相同字迹比对，字形、书风和用笔习性完全一致，通篇看兼有颜真卿、柳公权与“二王”行书气韵，笔画圆润而劲健，寓刚于柔，结体宽博而充满秀逸之气。这类书风在傅山存世书法中非常稀少，傅山年轻时好学赵孟頫书法，明朝灭亡之后，国恨的沉重负荷让傅山在书法上也开始寻求转变，曾侍宋元二朝的赵孟頫书法被他指为“无骨”，在平定叛乱中为国捐躯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书法开始被他推崇有加并反复摹写。也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傅山提出了自己书法上著名的“四宁四毋”观点——“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本帧也正是他“四宁四毋”理论下以书寄情的重要依托。

本册傅山取印；《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P1218第5枚

傅山题款后钤白文方印“傅山之印”，此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P1218，第5枚，两印经核对无误，为同一印所出。题诗前端另有一枚朱文长印“允经阁”，是目前发现傅山印谱中未收录的印文，可填补印鉴为后学所参。“允”，康熙字典释“允”作“信”也。说文解字注“任贤勿二是为允”。傅氏一门以治《春秋》传家，傅山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李因笃《得傅征君信》中称赞傅山曰：“不卜同舟瞻郭泰，徒知中论拟王通。”而李因笃与顾炎武，皆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清初关中学脉诗册》（康熙四年）创作前后，傅山隐居太原城南之松庄，与顾炎武（康熙二年访）、李因笃（康熙二年至四年，两人互访），往来谈经论道，故而或是此斋名的由来。

8.诸家浅鉴，墨迹孤本

本套《清初关中学脉诗册》中的“甘泉宋胤麟子祯”，原名“宋胤麟”，古籍中把“胤”更改为“振”，为“宋振麟”。“胤”字的更改，乃为清代避讳制度，1722年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雍正时古籍中“胤”字都有不同程度的更改。而创作本册时康熙四年，还未有此字避讳，故而所书本名“宋胤麟”，这也是墨迹本与古籍版本最大的不同之处，以墨迹本证版本之学，若非此，后人岂知“宋振麟”原名乎！

钱林《文献徵存录》卷一记：“宋振麟，子祯，陕西淳化人，恩贡生，母病目盲，振麟曲意事之，日夕以舌舔其目，三载，母目复明，人咸异之。为学博雅，既而与同邑姚开先、罗万藻讨论性命之学，吏部檄授教职辞。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词，亦不起。所至人事之为经师，有《大学》、《知止》、《义说》、《二程语录宝鉴》及诗文若干篇”。

宋振麟，约公元1662年前后在世，是“关中诗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亦是“关学”的薪传者，关学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且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始创于张载，被后世力推为中国最霸气“四句”之一，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流行于关中地区，自北宋至清末，延续了八百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清史稿·儒林传》在总结清代关学时说：“关学初以马嗣煜嗣冯从吾，而（白）奂彩、（党）湛、（王）化泰皆有名于时.....淳化宋振麟，皆笃志励学，得知行合一之旨......亦能接关中学者之传。”

“关中三李”李柏有诗《在频山子德大弟宅喜晤子祯宋隐君歌以赠之》记其人其节：

甘泉高士年六十，老骨如鹤山头立。

携楮易种出烟霞，足迹不复至城邑。

与我相逢频阳道，不言不揖但大笑。

吾弟引手指其人，云是谷口之子真。

谷口有田一百亩，躬耕尝与渔樵邻。

近日愁见石壕吏，掉臂东来陟岭峋。

一卧西堂十余载，青鞋布袜折角巾。

胸藏千卷不知富，家徒四壁不知贫。

世间万事不知好，惟有研田可隐身。

柏也闻之发浩叹，仰视浮云过霄汉。

幡然欲辞太白雪，与君约钓砚海畔。

砚海洋洋大无岸。

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之《天生先生年谱》卷六（二十三）、《天生年谱附录》（卷八）天生三

《天生先生年谱》卷六记载：“康熙四年乙巳三十五岁，自保州旋代......有《石生子祯两君至雁门夏日云岫亭限云字一首》”，“石生”为“刘汉客”，“子祯”为“宋振麟”，二人为诗友，李因笃称：“二君皆酒徒，尝集土桥寺酒后赋诗，刘夜半得奇句，群呼叫绝。”年谱与本册中宋振麟所题“旗蒙大荒落季夏”与刘汉客所题“乙巳（1665年）仲夏再过雁门寻得......苦暑甚潦草其鉴我于笔墨之外”，时间一致，同年的夏季，石生与子祯两君访陈上年府，还书就了此二诗赋，呈给其兄陈大来先生。

清人刘于义《陕西通志》卷六十一，记：“刘汉客，字石生，宜川人，顺治甲午（1654年）贡生，少倜傥英迈，博极子史，为文深奥古卓，诗歌，书法皆绝，人性刚方，不容人过，然乐与人谈诗文及古今兴废，娓娓不倦，交游尽一时名宿，修陜西通志，所著诗文多行世”。

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之《天生年谱附录》（卷六）天生一

《清初关中学脉诗册》中，另有“田约生”、“刘大来”、“张鼎铨”各一帧。田约生在《天生先生年谱》中记为“田宏量”字，田宏量，资料缺失待考。李因笃《受祺堂诗集》多次为其赋诗，称“约生”为“表兄”，如：《奉答约生表兄闻余过军都二首》、《送约生表兄西归一首》、《约生表兄近诗斐然喜赋短句一首》、《送约生表兄归里新婚二首》等。田约生在本册中所题款“荆门田尊俭约生”，荆山位于陕西富平、三原、阎良三地交界处，与李因笃祖籍一致，皆陕西富平人。另，屈大均有《别田约生》三诗，诗中离别场景，情感真挚，充满离愁别绪，可见他们两人关系莫逆，应也是蜚声关中文坛的名士。

刘大来，字六茹，山东茺州人，李因笃有诗《赠刘六茹一首》、《傅徵君书至知六茹在太原即遣相迎一首》，顾炎武因“黄培诗案”深陷牢狱之时，李因笃“冒暑入都，行三千里救之”，李因笃所作诗句中提及此人，“徘徊违鲁赙（刘六茹新故，未能往吊。），邂逅合秦筝（乡人阎天木以事滞山左。）”，屈大均有诗《慰刘六茹病》称：“吾道宜多病，栖迟及暮年。同心沟壑尽，受命雪霜偏.....”，以上所知，刘大来与顾炎武、傅山、屈大均皆挚友，通过诗句内容来分析，此人定非泛泛之辈，还待资料收集，进一步考证。

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卷六

“张鼎铨，顺治三年（1646年）贡士，“贡京师，授定西训，诛茅筑室，纠诸生讲业其中，尽倾先世之遗资佐供具”。其任职五原时“士有来学者，则躬自教之”，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6-377页。

《关中三李年谱》卷六：“《韩城志》，张鼎铨，字罗南，以明经贡太学，授定西训，导两权邑篆，调五原令，陈祺公备兵固原，交甚笃，祺公移雁门，罗南亦出宰蜀威远，以奏计讹误，逮西曹久，始得直乃归《二南遗音》，罗南从学文太青（文翔凤）、左萝石（左懋第）之门，国初以明经宫固原学正，令蜀之威，远有治绩，著《淼园集》”。

年谱记载所知，张鼎铨与陈上年交笃，从学文翔凤与左懋第，文翔凤（约公元1625年前后在世），字天瑞，号太青，陕西三水（旬邑）人。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进士。历官莱阳令，终太仆寺少卿。尝自制五岳冠，并以五岳自号；亦称东极。文翔凤还与傅山有知遇之恩，傅山十五岁应童子试，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山西提学文翔凤录为博士弟子员（即秀才），文翔凤，天启间以副使提学山西，力振晋人萎靡之习，以辞赋为专门绝学，诗作离奇古奥。傅山、韩霖、李建泰等都是文翔凤选拔出来的人才，他对傅山有极大的影响，文翔凤后因弹劾魏忠贤，被罢官回籍。傅山非常怀念这位老师，写了一首《大音》诗，赞颂了文翔凤正大光明的胸襟和正义感。

左懋第（1601—1645年），字仲及，号萝石。明代山东莱阳县（今山东莱阳市）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因他富有民族气节，宁死不肯投降清王朝，被人民誉为“明末文天祥”。

张鼎铨本册所书面貌，章法疏朗，真草重骨力，掺杂了不少“二王”笔法，奇崛突兀之态似又得傅山书风的影响。论及张鼎铨、傅山与文翔凤渊源，两人或为同门，暂待进一步考据佐证。

傅山《草书千字文》山西省博物馆藏

“张鼎铨”此帧

9.鸿泥雪爪，要言妙道

康熙十八年，公元1680年，一代艺术大师、思想家、学术大师傅山从山西远道而来，拜访林居乡野的李因笃，故友重逢把酒言欢，吟诗作画其乐融融，李因笃盛赞傅山的书法可与王羲之相比肩：“太原工书轶钟王，垂老苦节凌岳渎。”同时，顾炎武也在这一年返回富平，他们一起在华山论道，建朱子祠祭拜先圣。几位儒学大师齐聚一堂，为关中学子阐明诸子要义，勉励士子为正学，救人心，补世道。

《清初关中学脉诗册》作为康熙早期的关中文坛及遗民中坚人物的唱咏诗作，又为绫本书就，十分罕见。于书法论，李因笃传世书作除浙江省博物馆藏《行书古体诗卷》一件外，本帧为目前民间仅见的书法真迹；关中学脉的宋振麟、刘汉客、张鼎铨、刘大来、田宏量、宋振麟，更是未见传世书迹；傅山“四宁四毋”理论下以“二王”与“颜柳”合二为一的行草，世罕其俦，“盖物稀为贵，理应然也”。于学术论，以关学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在傅山、李因笃、顾炎武的影响下，陕西富平人文气象倍增，一度成为“关学大兴”的圣地。于气骨论，明代多出直言谏诤之臣，他们为坚守气节，无惧生死，进入清代后，直诤之臣却很少，君臣之间也多了些奴性。而当翻阅本册，慢慢穿越历史的时光，那个由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不迁都，不纳贡，不和亲，不称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他们的臣子，在鼎革之后隐逸山野，安贫乐道数征不起，永葆气节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行走在字里行间中，熠熠生辉，照耀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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