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乐强

近日参观了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四千精神”陈列馆，看到了不少熟悉的物件和熟悉的人，这些都已是历史的珍贵记录，它镌刻着第一代创业者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四千精神”的奋斗群像。作为那个年代从柳市过来的人，感慨良多，谈谈自己的以下认识：

一、 关于“四千精神”与柳市变迁：破壳而出的中国奇迹

我喜欢用“破了两个壳”来总结柳市乃至乐清和温州农民的开创性。柳市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乡镇的工业化历程，它浓缩了整个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与辉煌。柳市的农民企业家们，正是中国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先驱和缩影。

（一）破“计划经济的壳”：市场的觉醒

“四千精神”在柳市，首先是一套在计划经济铁幕下求生存、谋发展的“方法论”。柳市的农民们，用“四千精神”作为凿子，在当年那铁桶般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外壳上凿开了一道道裂缝。他们不是等待指令，而是主动寻找市场需求；他们不依赖调配，而是自己构建供应链；他们不畏惧壁垒，而是用汗水与智慧叩开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低压电器产业在柳市的集聚，正是这“破壳”之后，市场力量如春草般顽强生长的结果。

（二）破“安土重迁的壳”：人的解放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命题。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将农民与土地紧密捆绑，“安土重迁”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柳市农民“逆天改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实现了从“土地依附”到“市场自由”的人格转变。所谓“逆天改命”的壮举，是他们不再将命运寄托于一方田地，而是勇敢地走向陌生的城市和工业领域。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社会身份、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彻底革命。他们从田埂走向车间，从农民变为企业家、商人、工匠，这种蜕变为史上所无。

然而，“四千精神”不是田园牧歌。今天当我们沉浸于对这筚路蓝缕历程的礼赞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亟待回答：这一切波澜壮阔的起点，究竟在哪里？答案，深藏在“四千”之前，深藏在那一方方农田与一颗颗不甘被命运束缚的心里。在“四千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大千”——千千万万农民从田里站起来。

二、 基础条件和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前不久，在接受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项目组访谈时，我提出了千千万万的农民从田里站起来，是那个一切开始的第一推动力，是最本质、最初始、也最伟大的力量，也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灵魂所在。这个“千千万万”的“千”是关键，而其他“四千”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延伸，是其后生长的姿态。也就是说，首先应该是广大农民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解脱了土地和生产队的体制束缚，有了身份自由、择业自由、流动自由、决策自由和财产支配权自由等等，这里说的是“站起来”。就是主体性确立后，“四千”则是其具体的做法和行动了。它不再是孤立的美德，而是从田里站起来的人为了走向新世界，所必然采取的、充满韧性与智慧的行动方法论。

历史的进程，往往源于主体性的觉醒。这主体性的本质，我用了一个“站”字，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人的解放”。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与“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结构下，农民是被牢牢绑定在土地和生产队之上的。所以，“千千万万农民从田里站起来”，这首先是前提，是决断，是那个点燃一切的原始火花。它不是外部赋予的结果，而是发自内心的呐喊与突围。只有当人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率先“站立”，摆脱了土地的依附与身份的宿命，后续的一切经济与社会活动才成为可能。

“站起来”是经济的独立，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劳动者，而是成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活动的决策者、市场风险的承担者和财富的创造者。“站起来”是社会身份的平等，他们洗去腿上的泥巴，以企业家、产业工人的新身份，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站起来”是精神人格的挺拔，他们从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到主动掌握自己的未来，树立了“敢为天下先”的自信与担当。正是因为“站起来”，他们才可以 “走遍千山万水”，去探寻市场的踪迹；才需要且善于 “说尽千言万语”，去叩开陌生的大门；才需要且勇于 “想尽千方百计”，去破解计划的壁垒；才甘于 “吃尽千辛万苦”，将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主体性的觉醒，是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三，结语

乐清柳市的变迁，一个乡镇崛起为“中国电器之都”的传奇，其最深刻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培育了多少知名企业。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践，证明了“人”的解放才是历史进步最伟大的动力。经济的增长、产业的集聚、城市的繁荣，所有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其最坚实的基石，正是这千千万万站立起来的、具体的人。一切历史的创造，始于人的创造；一切历史的站起，源于人的站立。 这或许正是“四千精神”留给今天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我们面向未来，迎接一切挑战的永恒底气。

这是我们对那段历史动力源最直接的理解。如果换个角度，因与果倒过来去思考，将“四千精神”那充满汗水与泥土气息的奋斗历程，最终归结到“人站起来”这一光辉终点，这样理解也好，把整个过程看成是从“事”到“人”、从“术”到“道”的飞跃，从“如何奋斗”的经验层面，提升到了“奋斗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高度。它揭示的是改革的终极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人本身。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何以成功的一把关键钥匙。

（作者赵乐强系浙江省乐清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曾任柳市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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