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北京，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办公桌上。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主任杨在明律师刚刚结束一场持续三小时的协调会，脸上略显疲惫。“这个案子原本打官司要等很久，但现在双方都愿意坐下来谈，尽快解决。”

今年11月7日，正值又一个学习实践“枫桥经验”的周年纪念日。数十余载光阴荏苒，发端于浙江枫桥的“依靠群众、化解矛盾在基层“的治理智慧，在新时代法治建设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一直以来，“枫桥经验”以其“预防在前、调解优先”的理念，为化解基层矛盾开辟新的路径，其场景往往应用于官方的宣传场景中，强调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职能，却很少有人将其与“行政律师”这样的群体标签关联起来。毕竟行政律师天然拥有相对的独立立场，但杨在明并不这么认为。

“是桥梁，不是对抗；是共识而非冲突。”在他看来，这“枫桥经验”不仅是政府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也行政律师办理征拆案件时应当学习的战略指南。中国的行政法律服务有着迥异于民商法的本土特性，其精髓就在于将矛盾化解在前端，这与“枫桥经验”中“立足预防”的理念不谋而合。

于不同的定位上寻求共识

行政法之所以特殊，是因其始终处在公益与私益、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点上。与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民商法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纵向法律关系。

这意味着，行政法既要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侵害，又要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双重使命使得行政律师常常置身于一个微妙的位置——既要代表民众与政府“对簿公堂“，又要推动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而征收，则处于最为复杂的利益旋涡之中，是两者冲突最为凸显的敏感地带，亦是行政法律领域矛盾出现的集中地带。

杨在明对此深有体会。在自己所从事的这个领域，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而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话，这决定了行政律师不能简单套用对抗式诉讼思维，而要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更具智慧的解决之道——要谈判，要斡旋。

“枫桥经验”中“预防在前、调解优先”的理念，对于“只为征收人维权”的行政律师来说，同样具有帮助化解官民矛盾的重大意义。一是从案件代理角度来说，专业律师在前期介入，能更好地保护被征收人的既有财产，做好价值评估，从而掌握对话谈判的主动权；二是双方均具有谈判的预期与空间，更有利于在平和顺畅的环境下，为委托人争取到合理的补偿。

“很多时候，老百姓更看重个体私权，但政府更关注长远大局，这都没有错”，杨在明说。他始终坚信，征拆律师要成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既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也要理解公共利益需求，在法治轨道上寻求最佳平衡点。

行政纠纷化解的本土智慧

显然，找平衡点，从而争夺主动权，需要坐下来谈。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强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从长期实践看，以沟通谈判形式作为我国独创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非对抗性、经济性、及时性等优势，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独特作用。而行政律师作为司法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必然要将自己的专业法律服务力量，注入到官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化解中。

杨在明始终站在被征收人的立场上，但他的思维视角，也要包容行政机关的行政考量，从而确定自己的代理策略。历经30年的资深经历，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方法论：

“当地财政有多少钱划拨给了这个征收项目，原本的补偿方案背后又有怎样的规划思路和安置考量，这些信息至关重要。征拆律师既不能做周天子，一路式微、被持续瓦解；也不能做西楚霸王项羽，刚愎自用、错失良机。”杨在明用历史人物作比，“我们要做的是在法治框架内，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此前，他代理的某群体性征收建设项目，面对上千户村民因补偿标准问题与政府形成的分歧，他深入了解情况，经过数轮的建设性对话，最终为代理的村民们争取到了理想的结果。不仅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合理补偿，也节约了司法资源，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杨在明代理的不止有百姓间的群体性案件，还有很多企业类案件。古语有云：“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其中，“抓前端、治未病”的代理思路，在这类群体的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他曾说，企业家们往往是不愿意进行诉讼的一个群体，到法庭诉讼的阶段时，通常已经处于纠纷复杂、矛盾激化的状态，这不仅难以得到理想的补偿，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发展建设。因此，律师的调解谈判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不久前，还有企业家找到杨在明，称其厂房面临征收，补偿款较预期差距很大，期望他能代理解决。杨在明从复杂的资料抽丝剥茧，以无证房为突破口，为谈判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使原本千万的补偿款成功翻倍，并避免了后续可能产生的讼累。

在协商中坚守法律底线

近年来，国家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用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驱动法律服务市场也在从传统诉讼向多元化转型。一系列实践表明，律师通过专业法律服务与基层治理结合，有效提升了实质化解矛盾的专业性和效率。

如杨在明等一直深耕在征收这种特殊领域的律师，注定将永远站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立场上，但强调斡旋与谈判优先，与恪守法律的刚性约束并不冲突：律师的存在能敦促政府严格按流程，依法依规推进程序；对于委托人未能考虑到的信息点和利益点，也需要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指导，消弭信息差，避免双方陷入零和博弈。进一步地，行政法特有的宏观视野，使得行政律师必须超越个案的局限，来站在更高层面上思考问题：为什么好好的房子，非要拆了重建呢？因为城市需要更新，经济需要发展，必然是先有对公共利益的考量规划，才会有征收项目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便是诉讼，杨在明依然以“以打促谈”作为解决路径。“从业30年，绝大多数的征拆类案件都不是靠打官司赢的，而是律师通过‘以打促谈’，借助诉讼的形式，在法庭外的谈判桌上取得的结果。这种认知不是妥协，而是在深刻理解行政法特质后的智慧选择。”杨在明说。他同时也强调，这必须以专业的法律研判为后盾，倘若没有扎实的法律功底，所谓的谈判就成了无源之水——律师的底气不仅来自专业知识，更来自对法治信念的坚守。

（右四为杨在明）

征收不只是个法律问题，还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想要取得满意的或相对合理的赔偿与补偿，就不可能只靠法律来解决问题。在国家战略与百姓权益之间，行政纠纷的调解需要付出更多的智慧和耐心。在新时代的长卷上，如杨在明等行政律师正在用专业与担当，书写着“枫桥经验”的生动注脚。他们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权力与权利相互凝视，最终在对话与协商中，呈现出关乎公平正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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