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已湮没在历史深处、又清晰的像在昨天一样的日子。1965年9月7日，命运把杭州城634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送上绿皮火车，集体迁徙到千里之外的宁夏永宁县农村务农。次年及1968年秋，又有两批杭州学生赴永宁和南部六盘山插队落户，使在宁夏地区的杭州知青达到了1000人。

作为跨大省区上山下乡到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是杭州乃至浙江省历史上的首批。上山下乡起始于50年代，是一项由国家政策推动的人口流动计划，为了减压城市人口和发展农业。但“文革”发生后，就演变为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它旨在通过让学校“红卫兵”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来实现培养接班人的政治目标。正因如此，赴宁杭州知青与后来各地大多数知青，在下乡的心态上有着鲜明区别，并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农村叙事。前者怀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念，后者则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杭州知青也被列入了“再教育”的范围。但是，不仅底层干部群众对此无感，知青也依旧故我，对“大有作为”的理念并不动摇。反倒认为有更充足的理由为农村服务。与“文革”期间的下乡知青比，杭州知青显得更成熟，更执念，也更“接地气”。

永宁杭州知青整体的插队时间为中位数7年。他们寒耕暑耘，不断成长，尽己所能改变着农村的落后面貌，脚踏实地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农业科技和社会文明建设。1973 年11月、即在下乡8年后，中共永宁县委在一份《汇报提纲》中，慎重作出“大多数杭州知识青年表现都比较好”的历史结论。肯定他们是“农村生产斗争的突击队”、“农村科学试验中的闯将”，对“永宁县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显著贡献”。（永宁县委《关于杭州知识青年在我县插队落户情况的汇报提纲》1973年11月）由此可知，杭州知青认定的“广阔天地”，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流逝。他们承受着沿途遇到的一切苦难，表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信念、坚持和努力。据统计，到该年底杭州知青中至少有 37人担任、或担任过社队干部，如公社干事、生产队长、妇女队长等，有43人担任民办、代课教师，8人担任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各公社由知青领头搞农科试验的情况相当普遍。此外有4人在县级及以上政府、团委任职。有 3人入党、84人入团。

至70年代中期，因政策调整，约有2/3的杭州知青陆续离别生产队。其中，除了回籍和流向省外的，大都还在宁夏，多数都荟集在永宁县城。当时县城和乡村一样贫弱落后，身当其境，他们把小作坊当“广阔天地”的2.0版，而赓续前缘。短短数年内，就出现了杭州知青特色鲜明的三大群体：200名左右的学校教师、200名左右的县企职工和在大山深处的200名煤矿工人。

约占总数1/5的知青，曾担任过永宁乡村教师。这些秉承江南耕读文化、即使务农期间也手不释卷的书生，将“十七年教育”的经历剖璞取玉，推陈出新。将好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交流到本地，提升了永宁县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他们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有人被授予了银川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有人当选为自治区教育先进工作者、自治区“双文明”先进工作者、有人获得了全国模范班主任的荣誉。2005年教师节，永宁县委、县政府破天荒的追授在永宁教过书的杭州知青为一个特殊的“先进集体”。这在国内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70年代永宁县城开始兴办工业，为已插队多年的杭州知青提供了就业机会。俗话说：莫道坛场小，出手方知法力深。恰是这些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低端的小作坊，激励、倒逼他们成长为真正的技术员、工程师和发明家。他们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边干边学、潜心钻研技术，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的研发；领导工人生产出宁夏历史上第一块垂直引上平板玻璃、第一台 20 吨水压机、第一只APS 拉杆箱、第一包方便面、第一只玛钢扣件、第一件高压绝缘子等。创办了组织农民进京观光游的宁夏第一家旅行社、培育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的小麦杂交新品种“宁春 4 号”、更有将制药厂濒临下马的生物发酵车间起死回生，产品做到了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1983年6月，永宁县出现了首位从生产队长干起，一路跌磕蹭蹬由公社书记升任县委书记的杭州知青。此后两年，永宁县实现了农业总产值的全区第一，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全区第一，人均存款的全区第一。实现了永宁县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区的第一个翻番。

而煤炭系统的200人，大都是采掘一线、也就是井下挖煤工。这些用生命搏前程的“煤黑子”中，有后来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负责人的，有浙江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主任，有广东省汕尾市书画院院长、西泠印社社员、著名篆刻家，有国家级航空航天模型运动的裁判员，有获全国第三届乌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作者，有荣获第7届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的专业电影编剧，以及包括他们在内的一大批“煤黑子”出身的教育、经济、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工程技术、企业管理方面的中高端人才。

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宁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遗忘的一段历史；甚至不同阶段，都有人为国家、企业、集体事业付出宝贵生命，事迹可歌可泣。也有诸多知青迄今仍扎根在这片热土上，在农村、在矿区、在城市，他们在不同环境和岗位上拼搏、进取、奉献，其心可鉴，其情可明。其中有获自治区优秀企业家、行业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宁夏黄河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有获自治区社科联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荣获全国“十年公关奉献奖”的宁夏公关协会秘书长，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小麦育种专家，有优秀女企业家、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等，以及多名走上厅局级、省级领导岗位的优秀干部。

人有羁旅思乡之情，至80年代中后期，回到杭州的知青已占总人数的八成以上。他们在宁夏工作的时间长度为中位数20年；毋庸讳言，这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而返回故乡后，则难免不经历一番艰难的事业转型与环境适应的过程，甚至是“凤凰涅槃”一般的浴火重生。可以肯定，展现在他们身上、一以贯之的，是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永不言弃”既是他们前半生踔厉奋发的概括，也是他们后半生赓续前行的写照。

一位原养和公社知青、杭州园林机械厂的工程师。从煤矿返杭后勤奋工作，表现出色，被授予杭州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但因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大家，留下的遗言是把毕生省吃俭用积蓄的二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宁夏的“希望工程”。另一位已故原县农场知青，也是杭州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他回杭后从普通职工一直走到市属大型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的岗位上，为企业的发展、改革操尽了心，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一位曾在胜利乡下乡、当过乡村老师的女知青，返城后创办物业公司，事业有成。20多年来，她资助了多批当地的贫困学子。即使因车祸负伤、在手术间隙，还不忘将2万元钱托付给永宁县领导，请他们带去资助胜利乡有困难的大学生。一位帮民营企业家创办了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并任终身名誉院长的李俊知青，捐赠20万元在永宁县设立了“杭州知青乡村教师奖教金”，每年在教师节颁奖，至今已颁奖八届。一位当过生产队副队长的原增岗知青，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获博士学位。退休前是西北农科大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的教授、博导。他有多项成果获得省与国家级奖励，其中一项关于西北地区农业高效用水技术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位原李俊知青、80年代末回杭前，已是宁夏农学院农学系的主任。他从出版社的底层工作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做到省外文书店总经理、省新华书店总经理。期间，不但制止住书店效益的滑坡，使销售利润直线上升，还创造产权多元化的集团化扩张连锁经营模式；5年内让生产翻了两番半，创造了省店连锁经营的“浙江模式”。一举成为全国书刊发行界的风云人物，被中宣部树为典型。他觉得能做到这些，“深厚的根子都是在宁夏扎下的。他说，我很感谢宁夏给予我的一切。”（虞期湘《周立伟的生活之路》）原胜利公社的一对知青夫妇、丈夫是杭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他从创办校企起家，几经辗转，获得财务自由后拒绝躺平。4年前，他俩在临安天目山国家森林乡村投资数千万元，打造了600亩集农家养殖、药材培植、景观旅游、星空民宿、儿童游乐等项目为一体的“中国阿尔卑斯山”轻生活营地，并筹建了临安青少年无人机训练基地，吸引了大批城市客人来此消闲度假。夫妇俩为乡村振兴、服务社会发挥余热，赢得了当地乡民与四方客人的尊敬与赞扬。

40周年下乡纪念日，参加宁、浙两地赴宁回访活动的两百多名老知青，在永宁县长的陪同下，向纳家户小学捐赠了22.3万元的善款，并勒石为铭，永传后世。

迄今60周年过去了。那一列曾载着他们青春的绿皮火车已将驶达历史的终点；几乎所有在“9.7”上车的年轻人，今都已到耄耋之年。然韶华易逝，知青不老。为纪念下乡60周年，由原县农场知青、被誉为宁夏文艺界“第一编辑”的原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杨仁山作词，原养和知青、知青作曲家张杨䍩作曲、赴宁知青合唱团演唱的交响大合唱《青春颂》，将在今年的纪念大会上唱响。杨仁山在历时一年多的歌词创作中，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终于不治。但他的永不言弃，正是这个知青群体的共同精神。请听《青春颂》的点睛之笔：

啊…… 青春颂！

人生一曲知青歌！

托起的是国家，奉献的是自己，

托起的是国家，奉献的是自己！

（作者：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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