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利兵教授,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教育创新与技能开发(EISD)部主任,负责本地区教师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育信息化、未来学习、非正规教育和扫盲等领域的工作。在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前,汪利兵是中国浙江大学的比较教育学教授,其学术生涯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教育合作密切相关。汪教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浙江大学联系中心主任达12年之久,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顾问、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地区中心(GUNI-AP)秘书处秘书,也是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亚太地区后续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汪教授还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和华威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政策和教师教育领域著述甚丰。
*本文根据汪利兵教授于2022年度一丹教育论坛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文章已经过讲者确认,转载请注明出处。
校外的事情也很重要
——简谈向家庭与社会要教育质量
汪利兵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本年度的一丹教育论坛,感谢论坛的主办方陈一丹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以及论坛的召集人王晨教授的邀请。
为教育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学校,家庭,社会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构想未来教育生态:家庭、学校、社会”,非常重要和及时。这使我想起了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有关教育的一个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 ,其核心思想是为教育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表明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大家的事,要大家一起商量着办。其中,家庭与社会是容易受到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两大利益相关者。
以前我们在学教育学时批评过环境决定论和遗传决定论,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实际上,遗传、环境与教育三者在人的发展中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在这里,遗传和环境,与本次论坛所说的家庭和社会有许多重合之处。
记得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Ernest Sadler, 1861-1943)有句名言:“学校之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加重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校外的事情也很重要——简谈向家庭与社会要教育质量”,就是受到了萨德勒的启发。
教育向谁要质量:观念与实践的变迁
教育,应向谁要质量?学校教育质量促进因素(quality enablers)的核心是什么?回顾我们以往所走过的路,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变迁。
第一阶段,向学校投入要质量。学校有了经费投入,校舍及其他教学硬件和软件设施都能得到保障;有了投入,学校的三项经费,包括人员、公用和基建经费就能得到保障。当然,很快人们发现,有投入不等于有质量,过程与产出对质量而言也很重要。
第二阶段,向教师要质量。我们曾经花很多时间向教师要质量,教科文组织常说教师质量决定教育质量的上限,凸显了教师在提升教育质量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教师实际上只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同时在起作用,比如学生的质量。实际上,在许多所谓名校,由于集中了当地最好的生源,其教师的作用有时还不如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的教师。就是以分数来衡量,也要看学生分数的进步幅度,而不是绝对值,这样才比较合理。
第三阶段,向学校管理要质量。以前看国外大学的教育系科经常开设“学校改进”(school improvement)和“学校领导”(school leadership)的课程,觉得有些不理解。后来回想起来,它们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学校管理”和“教育管理”课程。咱们现在也意识到了学校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新课程改革赋予学校和教师更多的课程自主权,我们也已开始加大对学校校长和管理骨干的培养力度。
回顾这个观念和实践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就学校教育而言,实际上,不光学校投入、教师和学校管理,学校内部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与学校的教育质量密切相关。构想未来有助于教育质量提升的校内教育生态,需要我们在巩固和深化现有质量促进因素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校内教育质量提升的新的生长点。比如:校舍设计方面能否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学校管理上能否为教师开展校本教研提供更多的支持;校本课程和校园文化建议能否进一步得到加强等等,都是今后可以思考的方向。
与此同时,作为校外教育生态的一部分,如何充分发挥家庭和社会,特别是社区的潜力与优势,以助力学校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又成为了人们思考的另一个关键。
学校要向走近家庭要质量
学校不能关门办学,也不可能关门办学,因为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学生是家庭的一部分。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很多年前英国教育部的一次很有意思的改名。那是在2007年,英国教育部的名称从先前的“教育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1-2007, 简称DfES)改为“儿童、学校与家庭部”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2007-2010, 简称DCSF),表明应该将儿童的两种身份,即同时作为学校与家庭的一份子联系起来。实际上,儿童也是社区及整个社会的一份子。
家长是所有人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没入学前,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家长的言行及价值观对幼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后来,无论子女多大,他们在家长眼里始终都是孩子。当然,在儿童入学之后,学校和老师开始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家长和学校老师说法不一致的时候,学生一般更倾向于对家长说 “我们老师说如何如何”,而不是对老师说“我爸爸妈妈说如何如何”。推动家校合作,有助于形成合力,立德树人,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家学习成了在校学习的一个重要替代和补充,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密切家校合作。
各个学校定期的家长会制度,似乎是现有家校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传统的家长会,大家集中在一个大会堂里,校长在台上热情地介绍学校的最新发展,家长听后很受鼓舞,最后可能有一些互动,然后宾主尽欢。不过,许多这类家长会都是走走过场而已。学校真正要走进家庭,就应该将与家长的联系融入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去,而不是仅仅做表面文章,或者仅仅将家长作为学校可以予取予求的人脉与资源。
例如:在学校各项决策中,要将家长代表的参与制度化;教师在开展校本教研时,也应该与家长结成教研共同体;家长会可以像医生坐堂一样,开成教师与家长一对一,共同发现问题、诊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学生在课堂上的许多问题其根源都出自家庭。
都说久病成医,当家长久了似乎也可以成为老师。但是学校的专职教师与家长在专业能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当然,如果家长对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很弱、很不对称,就可能会轻易地受到学校的摆布。一种好的家校合作与互动,应该建立在学校教师和家长两者都很强的基础上。因此,应该赋能家长,使他们成为家校合作合格的对话者与贡献者。当然,另一个极端是家长太有主见了,不再迷信学校,决定自己教育自己的子女。于是,在许多国家出现了 “在家上学” (home schooling) 合法化的现象,这对咱们的学校而言是一个警讯。
学校要向拥抱社会要质量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更多的是指学校所在的当地社区。我们学校的发展实际上已经与当地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社会和社区也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包含今后作为毕业生需求方的当地工商企业,也有作为校外学习资源提供者的各类场所设施。就前者而言,虽然基础教育离就业比较遥远,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与今后的就业更加相关,但是有许多共同的能力与素养是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因此,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所涉及的能力与素养的培养进行本地化实施,需要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合作。特别是在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方面,涉及学校的特色化办学,学校的自主权很大,社区参与的空间也非常大。
就社区而言,学校和课堂不再是学生正规学习的唯一场所,社区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课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为学生正规学习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场所。目前,诸如社区学习(community-based learning)、服务型学习(service learning)、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以及基于工作场所的学习(work place-based learning)正越来越成为学生正规学习的一部分。这无疑会极大地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教育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各国建立灵活的学习路径,社区在其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所谓“全校参与模式”(whole school approach),我们要将社区参与融入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当然,如上所说,教学工作是重点。但是,在学校管理,校园环境与文化建设,校外导师的聘任与参与,以及平台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学校与社区的合作也有着广阔的空间。所有这些,都需要学校做出整体和长远的规划,并为此提供必要的经费、人员及相关条件的支持。
社区参与学校教育,关键也在于要建立与强化相关机制,杜绝表面文章。国外通过将社区代表,包括家长代表纳入校董会等学校决策与咨询机构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此外,教师在建立教研共同体时,不光要纳入家长,也要纳入社区代表,因为学生在校的许多问题根源在社区。加强与社区的联系,有助于教师及时发现学生校内问题的社区根源,并与社区一道及时诊断和解决问题。
教育新的动能与机会:
走出学校,走进家庭,拥抱社会
总之,当我们似乎穷尽了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的各种手段,试试走出学校,走进家庭,拥抱社会。你会发现,这样做将会为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带来新的动能与机会。
可以想见,作为学校教育的需求方,家庭与社区今后在学校教育中的份量与作用将不断加大。加强与家庭及社区的联系,有助于改变学校教育长期以来由供给方主导的现象,实现需求方与供给方的同濒共振,并使学校教育的资源更加丰富,其相关性与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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