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提出对网络直播进行分类监管，并对部分“纯颜值”直播、非专业“舞蹈”直播等，实施打赏冷静期制度，即打赏者在三天内可以无理由撤回打赏。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建议关闭直播打赏，加强正能量引导。

流量红利下的直播，还需穿好克己的外衣

关于网络主播内容规范、治理整改问题，是近年来社会舆论高发地。李君表示“网络直播捧红了一大批吸金能力强的网红，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蹭流量无底线、直播无底线、网络行乞、数据造假、内容低俗等，令人堪忧。”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主播这种视频输出即时互动的直播模式，乘着荷尔蒙经济东风快速发展，成为宅男宅女们打发无聊时光的精神慰藉。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主播的盛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让娱乐模式更加多元，但与此同时，双刃剑的另一面却更加锋利，网络主播擦边球式内容、未成年人打赏等问题突出，让互联网社交娱乐环境越发“病态”。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6年，彼时600多家直播平台的井喷式爆发，披着滤镜的颜值主播、声音悦耳的唱歌主播、技巧高超的游戏主播等等，让互联网的社交娱乐焕发出一片新光景的同时，也让低俗和不堪成了直播秀场的代名词。

而资本的扎堆入局更为直播产业注入了大股动力，2016年直播市场规模达208.3亿元。YY、斗鱼、花椒直播、六间房、熊猫TV等主流直播平台的竞争愈演愈烈，为争取用户，竞相上演带着荷尔蒙色彩的擦边球内容。随后，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开始加强对直播低俗内容的监管。

2016年4月，北京文协同20余家从事网络表演(直播)的平台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同月，YY、斗鱼、熊猫TV等19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有宣扬淫秽、暴力等危害社会公德内容，被列入文化部查处名单;2016年7月，1.6万网络直播表演者被处理，4000余间直播房被关闭;2017年7月，国家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规定，网络直播禁止纹身、色情、低俗等不良行为;2020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

“正规的平台运营者一直在缩紧对平台内容的管理，也在加大对注册平台用户年龄的审核力度。”原小米某语聊软件业务负责人杨先生(化名)说，无论是在平台成为主播还是消费者，只要涉及打赏送金币等金钱往来，都要经过实名认证，在内容管理方面，有管理员会24小时对语音主播的内容进行实时监管，一旦发现有违规内容，会第一时间进行警告甚至关闭房间，对用户的评论互动内容也有敏感词库来规避低俗内容。

但杨先生同时也表示说，“虽然各平台都对内容和用户有着严格的限制，但仍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力不及之处和难以界定的钻空子行为的出现。比如主播和用户之间会有暗语，带有字面意思以外的深层含义，这就需要我们平台运营者要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这些用词，进行规避和警示，所以我们的敏感词库也越来越庞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暗语的形成是严苛监管力度下的“苟延残喘”。

“一些隐晦内容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的确能获得更高流量和变现，但这种违背公俗良序的野路子终归是走不长的，不过这种野路子对正规平台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会让直播这个行业有整体向下恶意竞争的倾向，所以加大对内容产出的监管，太重要了。”杨先生表示，直播的门槛过低，形形色色的人造成了行业乱象丛生，甚至之前还出现了直播妇科手术这种荒诞的事情。因此，他们之前在对内容进行把控时，会将流量倾斜给具有文化内容输出价值的语音主播，同时，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比赛，比如唱歌大赛、主持人大赛等，发现一些很有水平的主播，着重培养扶持。“当人们的情绪和猎奇通过网络直播被放大，脱去了克己和道德的外衣，就是一场闹剧。”

关闭直播打赏对行业影响巨大，警惕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是底线

如果说直播内容的低俗是对用户的侵蚀，那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易受迷惑且冲动，导致其在直播打赏行为中普遍具有打赏频繁、金额巨大的特点。

近年来，未成年人直播打赏事件产生的纠纷数不胜数。2016年7月，12岁的小赵沉迷网络直播，半个月为主播打赏3万元;2017年，海口12岁小学生打赏游戏主播，花掉环卫工母亲4万元积蓄;2019年，不满10周岁的小吴11天内通过APP给多名主播打赏共143次，金额近10万元;2020年，刚满16岁的刘某，将父亲用来资金周转的160余万元全部打赏给了某直播平台的主播......

面对这样的现状，有关部门一直在重拳出击。2020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其中规定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2021年3月，针对未成年人打赏和做主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未成年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进行直播打赏的费用，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谈到如果像人大代表李君建议的那样，关闭直播打赏功能，这样不仅能杜绝低俗内容的哗宠取宠，也能从源头处根绝打赏乱象，特别是未成年人打赏问题时，杨先生说，那对直播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和主播的关系，一般来说，主播大多都签了公会，公会和主播的模式可以理解为经纪公司与艺人的关系，平台与公会合作，这就有了平台、公会、主播三方分成问题。”杨先生解释说，一些公会会给主播保底收入，但这部分收入是很少的，除头部顶流主播可以接推广变现外，打赏分成是大部分主播收入的主要构成，而这也是平台和公会收入构成之一，因此如果真的关闭了直播打赏功能，影响巨大。

“虽然现在直播行业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几年在多方共同发力的保护下，包括未成年人打赏在内的很多不好的问题，都在向积极健康的方向转变。”杨先生表示还是很看好直播行业的未来，互联网社交娱乐下诞生的产物，虽然走过“弯路”，但最终都会回到正轨，而这需要从有关部门立法监管到平台整改缩紧等，全行业齐努力去净化环境，给广大的用户尤其是未成年人，一个绿色的直播氛围。

或许就像人大代表肖胜方此次提议的那样，可以成立互联网协会网络直播分会或者网络直播协会，要求进行网络直播的平台和主播自动成为协会会员，发挥行业自律、遵守行业规定、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让直播行业更加正能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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