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现实和转型重塑的研究，回顾了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融合发展过程，讨论了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功能泛化与定位异化问题，强调了数字化对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重大冲击和重塑作用，指出了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多元化、多需求的一个历时性复杂的市场状态，需要明确定位、提升效率、发挥优势、做大新业态市场规模。不仅仅在学术价值上，更重要的是实践意义上，对于理解和探索中国艺术品市场新形态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数字化对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重大冲击和重塑作用，数字化推进了交易环境与交易模式的变化，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构与更迭，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重新建构，即以数字场景建构为中心，从对象、机制、路径到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西沐 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

西沐

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影响市场的因素不断增加，市场的系统状态也越来越复杂，市场进化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研究分析与探讨艺术品市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们要研究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就是因为交易制度与体系是艺术品市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深刻认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体系，就难以理解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系统底层结构与内在发展规律。

一、转型或者重塑的主要问题

当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转型或者是重塑的研究与探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现实在三个维度上的深入认知：一是艺术品市场规模及其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突出的就是礼品市场规模向价值投资市场规模的转化，即市场规模结构发生了迭代；二是市场业态的不断丰富及其主导业态的进化与迭代发展，新兴业态正在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流与主导性业态；三是数字化不断深化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系统解构与重塑的基本格局，这种解构与重塑不是局部的、应激性的，而是全局性的、趋势性的。

事实上，在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发现其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阶段：传统交易发展阶段、互联网发展阶段、平台化发展阶段、基于数字化的数字场景化发展阶段及基于数智化的数字场境化发展阶段等。其实，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融合发展过程中，其实一直存在艺术品交易制度及体系功能泛化与定位异化问题的讨论，只是这种讨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面对新形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重塑与建构，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与迫切。

但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与探讨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体系的进化与变迁，对与探索中国艺术品市场新形态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建构意义重大。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乱相的不断聚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与研究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体系问题，以求找到更多的解决之道，这个过程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与功能的问题。

二、制度与体系的创新形态与标准

一般来说，制度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那么，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简要说就是对艺术品不同的交易流程的一种系统稳定的描述。一般包括艺术品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及规范等内容。在学术层面上，艺术品交易制度分为艺术品交易的流程制度和艺术品交易的规程制度，支撑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的是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主要包括：画廊、拍卖、博览会、艺术电商、平台化交易（最突出的模式就是文交所）、平台化+艺术资产管理、私下交易等不同交易体系的不同主体、支撑体系与交易形式等的集合。所以，可以看出，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是指建立在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基础上的艺术品交易秩序与规程这样一种稳定而又被市场认可的交易架构与制度建设。

我们知道，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分析与探讨艺术品市场资源在不同交易体系中的有效配置，具体到交易体系本身来讲，就是关注交易的参与性（即交易的门槛）、交易的效率、交易的成本及交易的安全性这四大问题。其中，交易的参与性是基础，交易的成本是核心，交易的效率是关键，交易的安全是基础。由于涉及到市场支撑体系，在交易的安全性无法在短期内有所作为的情况下，重点的工作就是通过进一步明确与强化定位来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两大值得关注的趋势，一是功能泛化；二是定位的异化。如果这两种发展趋势不加以认真研究，明辨其对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作用与影响，那么，刚刚得到发育的新形态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可能就会从基础上失去健康与有序发展的机会。

事实上，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发展由传统形态向数字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有三种趋势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研究，一是不同交易制度的跨界问题，特别是作为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拍卖业的跨界问题最值得关注。二是基于新的科技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业态的跨界问题。三是基于新的基础设施而建构的新形态交易制度与体系。对待第一、二种跨界问题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基于短期行为而导致的投机性跨界，特别是拍卖业通吃式的跨界现象，又要呵护可能产生新业态的交易体系的生发。因为通吃型外延式的粗放型发展，无益于像中国拍卖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发展。这种跨界不仅会破坏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制度体系，而且会打乱艺术品交易市场生态。那么，面对功能泛化与定位的异化现象，应该如何去认识与分析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的提升与进化呢？通过研究观察我们发现，判断一个交易制度的好与坏，维度与标准最为重要的有五个：一是看是否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二是看是否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三是看是否有利于推动交易秩序及市场规范的落实；四是看是否强化交易的安全；五是看是否促进了交易生态的建构。对当下的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来讲，重要的首先就是明确定位，提升效率，发挥优势，做大新业态市场规模。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之所以要明确定位，提升效率，是源于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是在市场大势出现问题、市场拓展空间受阻、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出现了以牺牲发展的效率及增加交易成本来换取市场发展空间的现象，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应有的关注。这种趋势最为突出的表现有两个：一是交易体系间不顾已有的制度设计而进行过度的同质化式的跨界竞争。除了像拍卖业大规模的跨界之外，不少交易平台，包括一些文交所平台，也以业务创新为理由，几乎将艺术品交易的全链条全体系统地搬到了平台上，开起了杂货铺，既好看又热闹，就是没有创新的核心业务，还美其名曰创新业务。二是绕过制度设计与交易体系的定位，不断通过设置条件及拓展功能的方式，让本来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交易体系不断泛化并迷失定位，背负更多本是支撑保障体系应该完成的功能，在低效中吸引市场资源，冲击市场交易秩序，降低运作效率，增加运营成本。从短期看，是维护参与交易者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是用牺牲效率的办法来获取发展空间，这势必会降低市场发展的活力，压制市场发展的动力。特别是一些强势交易体系，表现尤为突出。如拍卖业，人们的关注已由竞价平台不断在向定价平台转变的同时，再加上保真与保退不绝于耳，这些交易的行为，大都属于背离交易体系自身已有的定位而走向泛化与异化的一些表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

在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及体系的进化发展过程之中，虽然我们积极支持基于科技进步及新业态发展而出现的创新，因为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及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强调的是，在当下我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及体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与展开的情况下，更应关注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本应有的基本特质，沿着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向度，充分按照与交易体系的定位发展相应的交易体系，并力图在规范化、秩序化的过程中做大做强，而不是在低水平的重复发展中相互跨界交叉，形成低层次的恶性的同质化竞争，在功能泛化与定位的异化中打烂仗，从而消解交易体系的生发能力，阻碍艺术品交易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形成。

三、数字化正在改变发展的前沿趋势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数字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强调数字化对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产生的重大的冲击，或者是重塑的重要作用，主要是数字化带来的与以往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创新与变化不同，它不仅仅是在传统交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融合和拓展，更多的是数字化推进了交易环境与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构与更迭。由于交易环境、新基础设施或者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与建构，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制度与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交易的中心不再仅仅是交易双方、交易市场的平台或者是交易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围绕数字场景的建构来构建完全不同的艺术品市场交易的制度与体系，并以此为中心来建构艺术品市场交易的生态。从这一点上来讲，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在数字化大背景下，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重新的建构，即以数字场景建构为中心，从对象、机制、路径到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在研究和探讨数字化对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建构，要以这个视角来重点的突破和探讨。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艺术品市场它是一个多元化、多需求的一个历时性复杂的市场状态，现实中不存在像技术变革那样用一种技术去替代另一个技术，艺术品市场中传统的、创新的、数字化的交易形态，由于其存在的基础、需求的层次的不同而处于一个共生共存共同生长的状态，只是在这种复杂状态中，不同的形态所起的作用在发生变化，主导性地位在发生变化。这是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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