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宿华在公开演讲或接受采访中频频提起的一个词,可以说在快手成长中,离不开“幸福感”这个关键词,那到底宿华的幸福感来源什么呢,以下为相关采访摘录内容: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土家小山寨,这个中国毛细血管末梢的地方,风景秀丽但闭塞落后。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天一黑什么都干不了。

没有电就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晚上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就在大树下听故事、看星星。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不过电池也很贵,经常舍不得用,晚上出门就带个松树枝当火把。山里没有公路,家里酱油用完了,要走两小时的土路到镇上,再走两个小时回来,才能买到酱油。

当时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后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幸福感来源。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睡觉不关灯,我怕黑,不开灯睡不着觉。我这个坏习惯直到结婚后才彻底改掉。

读书的时候,我随父母到了县城。在这个小县城,最有名的除了县长,就是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每年7月,县城唯一的也是最繁华的电影院门口就会张贴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

高考是个很好的制度,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推进了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因此很多地方越穷越重视教育,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考上清华大学的。

刚上大学时,老师教育我们说,有一个师兄特别厉害,刚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0万元。我当时就觉得,能找到一份年薪10万元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事情。后来听说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试,谷歌给我开出15万元的年薪,比我最厉害的师兄还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满足。一年之后又给我发了期权,后来翻了倍,我觉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在谷歌工作时,我跑到硅谷待了一年多,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2007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第二个月,我离开谷歌去创业,想让自己的想法得到验证,看看我到底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或者能够收获什么。干了一年多,惨淡收场。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做"凤巢"机器学习系统时发现,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数据分析有关的能力是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

升职加薪,成家买房。但我一直有些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却还是不满足?我的想法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后来我发现,相比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样利他。

利他不是简单地帮助某个人做成某件事,这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我在谷歌工作时,心态就是以我个人的力量能够帮到所有人。

我的技术很好,作为工程师,很多团队找我,从写网页服务器、做机器学习系统到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办到。那时候我好像是消防队员,到处帮人灭火,但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评职级的时候升不了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去百度验证过我们的技术能量以后,我就继续创业了。我们的小团队做了很多类似雇佣军的事,到处去帮别人处理技术问题,把我们的能量放大,但后来我们发现也并不能帮助很多人。

我意识到,如果要利他,不应该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利他,应该以机制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

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广泛理解更多人——他们的公共痛点在哪里?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幸福感能够得到满足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要能够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约数。

幸福感最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

社会分配资源的时候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头部人很少,但得到的资源很多;尾部很长,但得到的资源非常少。就像《圣经》说的: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老子》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当我们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尽量要保持自由,本质上是说,在契约、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少改,别让人杀进去干预资源分配,尽量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公平的规则或契约,如果觉得有问题也是先讨论再修改,而不是杀进去做各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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