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柳老师，你好。如今网上对你各种的评价都有，但是评论最多的是你的家谱。能谈一下家训在家谱中的作用吗?

柳育龙：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受宗族文化影响很深刻，我们会发现身边的各种统计表都要求填写祖籍，父母，履历。其实，这些都是家谱文化中的一部分。家谱中还记载祖宗名人，廉洁为官这种事迹，其实是一种言传身教的家规。或者称之为家法、家训、宗规、族训。家族中设立家长、宗长、族长。这些人擅于管理，并且有一定的知识素养，更能起到模范作用。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正是孩子自小接触家规，有了它的约束，更多的人才能知法懂法。不去触碰底线和红线。

记者：你认为优良的家风是如何形成的?

柳育龙：人常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其实好的家风离不开家训家规。像我们熟知的柳氏家训、杨氏家训。其实，这在家谱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唐穆宗皇帝问书法家柳公权如何将书法写好，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认为这是“笔谏”。因此，柳氏后裔将堂号定为笔谏堂、笔正堂。堂联有“子厚文才卓绝，公权笔谏忠忱。”因此，柳氏家族受到家风影响，以文采出众、性格耿直闻名。再比如东汉杨震，自幼博览群书、通晓经籍，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美称。有人“夜怀金十斤”拜见他。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因此，这“四知辞金”不仅成为杨氏家风，更成为千古名言。之后，杨震五子皆以“清白吏”誉满天下。因此，杨震后裔家谱中标有堂号“关西堂”和“四知堂”。而杨姓堂联“四知传家永;三公世泽长”更是表明了杨氏家族千百年来，“四知”传家，清白做人，珍惜祖先荣誉的优良家风。其实，这正是长辈对晚辈，先辈对后辈言传身教而潜意识中形成的家族门风。编修家谱，起的正是尊宗睦族的作用。

记者：前面你提到了家训，我们想知道你这一类型的书，所面对的读者群体那些，反响如何?

柳育龙：我所做的这些，面对的大多数是热爱家乡热爱宗族的人。其中一部分是老年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耄耋之年的老人，用儿孙的手机和我视频，颤颤巍巍的给我讲着他们的家谱。有几位老人，甚至还用颤抖的笔迹写了诗文发给我。家谱文化不能等同于文学，不能用反响衡量，毕竟家谱二三十年一编修。只要他能够影响一代人，埋下这颗种子，它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影响身边的人。

记者：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人称你为“扛麻袋的学者”，这个说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柳育龙：我常年出门在外打工，在常人的眼里，我就是个农民工。走到哪里我都会买书。除此之外，还有文友互相赠送的书籍。因此，我的床头摆满了书。我不习惯用行李箱，因为装的东西太少。但是一个麻袋可以装的东西很多，扛起来走也方便。一次去北京火车站乘车，路过博物馆，里面恰好办画展，我扛着麻袋进去看展览被记者拍照，他们才知道我是一名作家。后来，就有了这个称号。

二、大数据时代，家谱数字化是必然趋势，也存在一定弊端

记者：你如何看待如今大数据?

柳育龙：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记者：你认为大数据时代，会给家谱文化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柳育龙：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带来家谱编修的便利。在古代，编修家谱往往是举全族之力，去走访登记，抄写校核。加上昂贵的刊刻费用，往往只有数本，祠堂和族长、房长各存放一套。如今，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联系族人，将资料汇编。加上软件的便利，绘制家谱世系图也非常便捷。真正的达到人人可写作，人人可修谱的境况。另一方面，面对网络上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家谱内容，这就需要考验编修者的水准了。

记者：你认为在如今这个时代，如何利用家谱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柳育龙：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家谱都是线装书、繁体字。加上数量稀少，造成流传不广。因此，当务之急是将家谱数字化，使用扫描仪等设备对家谱进行数字化加工，使其转化为存储在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上的数字图像，并建立起与之对应的目录数据。对于特别珍稀的家谱，可以进行影印出版，比如已经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中国珍稀家谱丛刊·稀见姓氏家谱》《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等书籍。这些家谱版本珍稀，或是名人所撰，可补正史、方志之不逮，因此非常珍贵。这些家谱不仅有助于对该家族的研究，而且给研究他人他事甚至一个时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利用软件和专业人员，将家谱的数字图像整理成文字，形成家谱数据库。比如世次、字辈、性别、姓名、生卒时间、葬地朝向、文化程度、职务等信息。尤其是对古文原文，进行必要的句读处理。并配设专用的检索系统或者功能平台，达到毫秒级全文搜索，对促进历史人文研究大有卑益。

记者：你认为家谱数字化是趋势吗?

柳育龙：是的。不仅仅是家谱，古籍也是。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国家鼓励推动社会组织古籍数字化进程。比如，爱如生、书同文、雕龙、古籍馆、籍合网等平台都有数字化产品，各自的产品特点不一。数字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文研究，因此，数字化后，需要在各地推动社会组织建设，加速文史研究工作，尤其是提高中青年群体的参与率。利用大数据进行资源数据的搜集、分析、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史资料的保存、去芜存菁。对有条件的地区，做好古籍复制、古籍校对，古籍出版。组织编写有人文意义的文史资料，对典型的乡贤名人进行诗文辑佚校注，编写年谱或传记，以推动地方文化研究。

记者：你认为家谱数字化会有哪些弊端?

柳育龙：目前，上海图书馆藏家谱三万余种三十万余册，共计三百六十五个姓氏，收藏的家谱覆盖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享有“全球中国家谱第一藏”、“中国家谱半壁江山”等美誉。该馆设有家谱数据库，对馆藏家谱已录入提要和收藏地址，免费公开八千伍佰六十五种家谱。一些家谱网站也以姓氏或省份为目录，方便查询资料。美国犹他家谱网可以检索阅读家谱，也设置了简洁的家谱提要。为寻根问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爱如生数据库包含有一个强大的谱牒数据库。对书目、作者、年代、关键字词都可以做出检索。文字识别率特别高。但是，这些数据库因为资源不能共享，也会浪费一些精力与资金。一些家谱网站行业恶性竞争严重，只图盈利，盲目对接世系，因此家谱的真实性便会大打折扣。

三、追求真理，以文化的力量凝聚发展正能量

记者：你之前给你的家乡写过一本书叫《焦岱史话》，你认为古镇文化保存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柳育龙：中国的古镇古村落正在急速的消失。如果不快速的把这些记载下来，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自发的人口迁徙(工作、教育、婚娶等因素)，这些资料将会消失殆尽。因此，我在许多地方一直强调谱志的重要性。

记者：你如何看待如今的消失的乡土文化，如何才能够留得下乡愁?

柳育龙：我从2011年开始关注乡土文化，并试图用手中的笔去做寻根文化、根脉文化。随着城市改造，原有的农村已然消失。不仅仅农村在消失，文化也在消失，比如方言文化、河流文化、山脉文化。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有着名字，它们的名字都包含着特殊的意义。一些地方拆掉了旧宅子，取而代之的是村里的祠堂、纪念馆、文化馆、展览馆、档案馆。其实这就是宗族根脉文化的延续，乡土文化的核心。有一些地方甚至人去村空，没有任何载体记录这个村庄的历史。这将成为历史的遗憾，如果某一天有人去寻根，那么他去哪里?中宣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就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城市文化生态修复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文化的力量凝聚发展正能量。

记者：你如何看待毒教材问题，或者说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意义?

柳育龙：古人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古至今，每逢动乱，国家会派将军士兵先保护学子转移，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古人教育的方法重视的是因材施教，从小给孩子树立家国情怀，尊宗睦族的思想。修身治国平天下，是有个逐渐的过程的。你首先需要完善自己，行为有规范，管好自己。接着才能管理好一个家族、成为宗族的楷模。然后你才能去治理好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在农村，你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娇生惯养，不尊重父母。还有一些成年子女不赡养父母的现象。因此，我认为如今的教材应该从孩子抓起，汲取优秀的家训家风，比如将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和丸教子这种有助于促进孩子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故事，融入到课本中。教育，要从小抓起。为此，我们姓氏也作了一些尝试，编著了《柳文化概要》《历代柳氏家训集释》。

记者：你现在所做的这些，身边的人对你什么看法?或者有人提出过质疑吗?

柳育龙：文学和人生一样，都是一辈子的事。身边有人支持我，也有人批评怀疑我。同样，作品也是。我不敢苛求别人对我的作品持相同的观点，我也不敢保证这一个观点我能坚持一辈子。质疑，是更一步接近真理的必然过程。

记者：随着新媒体和数字化的加速发展，那么文史研究者应该如何变通?

柳育龙：这几年，热衷于文史研究的人日益减少。因此，文史研究者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的冲击，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日渐拮据的生活。我一直在克服这层层困难，希望用一己之力改变我身边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传承传统文化，影响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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