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巴蜀地区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坚定信仰、严明纪律、清廉自守、人民至上和担当奉献等鲜明价值品格，与新时代纪律教育在政治方向、价值目标和育人功能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纪律教育的传播形态、内容载体和接受方式，也为巴蜀红色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推动巴蜀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化纪律教育，应当立足其内在的育廉属性，发挥其固本培元、明纪知止、崇德尚廉和为民担当等价值功能，使红色文化由历史资源转化为纪律教育资源、由精神记忆转化为价值认同、由数字传播转化为行为自觉。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正确处理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资源开发与内容阐释、数字体验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新时代纪律教育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育人效度。

一、巴蜀红色文化与新时代纪律教育的内在契合

巴蜀红色文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历史文化，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巴蜀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形态。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红军长征过四川、抗战时期革命活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共同构成了巴蜀红色文化丰富而厚重的历史谱系。贯穿其中的理想信念、纪律观念、廉洁品格、群众立场和奉献精神，使其天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教育和价值塑造功能。

从教育目标看，纪律教育的深层目标，并不只是使教育对象了解纪律条文和行为边界，更重要的是推动纪律要求由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认同。单纯依靠规范宣讲能够解决“纪律是什么”的认知问题，却难以完全回答“为什么要守纪律”“怎样形成守纪自觉”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巴蜀红色文化恰恰能够为这一价值转化提供丰厚资源。革命先辈在利益抉择、权力使用、组织服从和群众关系中的具体实践，把抽象的纪律原则转化为鲜活的历史事实，也使纪律教育获得了更加具体的价值依据和情感支撑。

从精神内核看，巴蜀红色文化所承载的政治信仰与纪律教育强调的政治忠诚具有一致性。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严明组织纪律，与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遵循的纪律规范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历史延续性；革命先辈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品格，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崇廉拒腐价值追求具有深层契合；红色实践中形成的人民立场，又进一步揭示了纪律建设的根本价值指向。正因如此，巴蜀红色文化并不是纪律教育的外在装饰，而是能够进入纪律教育内在结构的重要文化资源。

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二者融合的现实空间。数字平台突破了传统纪律教育在时间、地域和载体上的限制，使革命遗址、历史文献、红色人物和革命故事能够以数字展陈、虚拟场景、短视频、交互叙事等方式进入教育过程。数字化真正的意义并不只是改变传播形式，而在于重新组织红色文化资源与纪律教育内容之间的关系，使沉淀于历史空间中的红色廉洁资源能够更加有效地转化为当代纪律教育内容。

二、巴蜀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化纪律教育的核心价值

（一）以信仰力量固本培元，夯实纪律自觉的思想根基

纪律意识的形成，本质上建立在稳定的价值认同基础之上。缺乏理想信念支撑，纪律容易被理解为单纯的外部约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纪律才能真正转化为内在自觉。巴蜀红色文化中包含大量关于信仰选择和政治忠诚的历史叙事。革命先辈身处极端艰苦环境，仍然能够在生死考验和利益抉择面前保持政治坚定，其背后体现的是理想信念对个体行为的深层塑造。将这些历史资源融入数字化纪律教育，可以将抽象的政治信仰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经验，使教育对象在具体人物、历史场景和价值冲突中理解纪律背后的政治逻辑。

由此来看，巴蜀红色文化的育廉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固本”功能。它不是简单告诉教育对象哪些行为不可为，而是通过红色历史阐明纪律何以需要坚守、廉洁何以成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种由信仰认同通向纪律认同的教育方式，有助于推动纪律教育由规范灌输走向价值塑造。

（二）以纪律传统明纪知止，强化遵规守纪的规则意识

巴蜀红色文化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并不断强化的纪律传统。无论是在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还是军事行动中，严明纪律始终是凝聚组织力量、赢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保障。许多红色历史事件所展示的，并不是抽象的纪律概念，而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权力与责任、利益与原则之间的关系。这种历史经验能够有效弥补单一纪律条文教育的局限。纪律条文解决的是行为规范问题，红色文化则能够进一步呈现纪律形成和执行背后的价值依据。当历史中的纪律实践以数字化方式进入教育场景，教育对象能够在具体事件中理解纪律边界及其现实后果，进而增强对纪律规范的认知深度。巴蜀红色文化由此发挥着“以史明纪”的重要作用。通过历史事实解释纪律、通过革命实践呈现纪律、通过人物选择印证纪律，能够使纪律从抽象制度语言转变为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意义的行为准则，进一步增强知边界、明底线、存敬畏的纪律意识。

（三）以廉洁品格崇德尚廉，涵养清正自守的价值追求

纪律教育既需要强化规范约束，也需要发挥道德涵养作用。廉洁行为的稳定形成，不能完全依赖外在制度监督，还需要建立在个体道德认同和价值自律基础之上。巴蜀红色文化中蕴含的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勤俭节约、清廉自守等精神品格，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精神资源。革命先辈对于公与私、义与利、得与失的选择，具有鲜明的道德示范意义。这些精神品质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产生影响，在于其所回答的并非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而是权力运行和个体修养中长期存在的价值命题。将这些红色廉洁资源融入数字化纪律教育，可以在制度约束之外增加人格感召和文化熏陶，使教育对象在人物故事和历史实践中形成对廉洁价值的情感认同。这也意味着，巴蜀红色文化能够推动纪律教育由“知规矩”向“尚廉洁”深化。纪律规定着行为底线，廉洁文化塑造着价值高线。二者相互支撑，能够使“不敢越界”“不能越界”进一步转化为“不愿越界”的内在自觉。

（四）以人民立场校准权力观，强化为民担当的责任意识

纪律教育最终要解决的不只是个人廉洁问题，也包括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权力的问题。权力观一旦发生偏移，纪律失守往往由此产生。巴蜀红色文化中深厚的群众观念和人民立场，为理解权力的来源、责任和边界提供了重要价值资源。巴蜀革命实践之所以能够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始终将群众利益置于重要位置，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过程中建立起紧密联系。这种人民立场与廉洁要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廉洁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洁身自好，而是要求权力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要求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基础上积极履职、担当尽责。从这一层面看，巴蜀红色文化赋予纪律教育更加完整的价值内涵。纪律教育既要强调“不可为”，也要明确“应当为”；既要防止权力滥用，也要防止因规避责任而不担当、不作为。通过红色文化中的群众实践和奉献故事，可以进一步引导教育对象形成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和责任观，使廉洁自律与担当作为形成内在统一。

三、巴蜀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化纪律教育的实践向度

数字化为巴蜀红色文化赋能纪律教育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真正实现有效融合，仍需避免把“数字化”等同于简单的媒介转换。红色文化能否产生纪律教育效能，关键仍在于价值内容能否得到准确提炼和有效转化。

一是可以推动红色资源由“数字存储”转向“价值阐释”。地方红色资源数字化不能停留在史料扫描、图片上传和场馆虚拟化层面，而要围绕纪律教育主题重新梳理资源，将其中涉及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廉洁自律、群众路线和担当奉献的内容系统提炼出来，形成具有明确育廉指向的内容体系。数字技术只是载体，价值阐释才是资源转化的核心。

二是可以推动教育方式由“单向传播”转向“情境体验”。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重构历史场景、增强互动参与，使受教育者从观看者转变为参与者。通过数字叙事、虚拟展馆、互动案例等方式，可以将纪律选择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使教育对象在人物命运、价值冲突和行为选择中深化对纪律的理解。这样的数字化纪律教育，不再只是信息传递，而成为价值体验和意义生成的过程。

三是可以推动教育成效由“短时触达”转向“长期内化”。数字传播具有快速、便捷和覆盖广的优势，也容易造成信息碎片化和体验表层化。巴蜀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化纪律教育，不能仅以点击量、浏览量衡量传播效果，而应更加关注教育对象是否真正形成纪律认同和廉洁自觉。只有将线上学习与现实教育、红色场馆参访、廉洁实践和日常监督相结合，才能完成由知识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践履的价值转化。

巴蜀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巴蜀大地革命、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的信仰力量、纪律传统、廉洁品格和人民立场，使其成为新时代纪律教育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数字技术拓展了红色文化传播和纪律教育融合的空间，也对红色资源的内容提炼和价值转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巴蜀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数字化纪律教育，不能止于红色资源的数字呈现，而要深入发掘其内在育廉价值，通过以文化人、以史明纪、以德润廉，实现纪律教育由知识传递向价值认同、由外在约束向内在自觉的深化。由此，才能真正把巴蜀红色文化的历史厚度转化为新。

课题信息：

1.四川省2025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巴蜀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数字化纪律教育中的融合与实践研究（SCJJ25QH66）

2.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红色文旅研究中心”项目：四川红色廉政文化融入高校廉政教育的路径研究（HSWL25c75）

作者信息：扈帅军，四川旅游学院教师     陈兴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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