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自媒体兴起的当今之世，往届鲁奖或茅奖获奖名单发布之后，很难在社会上激起波澜，大众似乎不怎么关心此类消息，大概是对此种圈子游戏早已不太感冒了。可当新一届鲁奖于日前尘埃落定后，我不断收到粉丝发来的关于文坛的咨询信息，一开始我感觉奇怪，难道甚少读书的国人突然喜欢上了读书？就算这一转变成为事实，可来信中牵涉文坛的那些事儿显然问错了人，那等纷乱之事，与我这样一个从不关心社会热点的人何干？当我耐心地逐条翻看完网友的来信，终于从中发现了端倪，有位网友在信中详细罗列了蒋方舟、贾浅浅坐实了学术不端的相关热点新闻，以及莫言女儿管笑笑亦涉嫌博士论文剽窃、余华儿子余海果涉嫌在《收获》发表人情稿和莫言、余华、阎连科的学生均涉嫌文学抄袭等负面新闻。来信末了，我能感觉到对方怒气冲冲质问我：“贵圈真乱！为何堕落至此？连最讲良心的职业都没了良心，真是世风日下啊。”我这才醒悟过来，或许人家误把我当成作家了，以为我也是混圈子的人，所以把一切的怨怒统统朝我倾泻过来。

众所周知，如今作家的名声都被搞臭了，几乎是贬损的称谓，谁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作家？再者，今时之作家早已不复往日之神圣，这个时代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了，当今的文人更多是一种商业概念，这是一种游离不定的身份，没有人能准确予以界定，于是我不得不冷眼澄清，淡然说：“首先，我不是作家，仅闲暇之余写点小文自娱自乐罢了，也从不混圈子。其次，我对你说的内容不感兴趣，更无意深究。”

对方获悉我原来不是作家，犀利言词背后潜藏的怒气顿时消散了大半，却仍执意要求我回复他提出的问题。他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是做文艺平台的，这总没错吧，难道就没有义务回答读者的提问吗？”

我说：“你要这么说，非要拿平台说事的话，也不是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平台所有读者我都愿意真诚互动。只是针对此事，我建议你们不要天真地把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看成是学术打假的英雄，你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英雄，如果肖鹰的所谓学术打假手术刀真有那么锋利的话，那么，他首先应该挥刀砍向自己，因为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的文科教授都是不合格的，他恐怕也不例外，而且多数德不配位。试想，肖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学、艺术哲学及文化批评，长期占据着国家最高学府的平台和资源，可当代文坛和艺术界的审美思想及创作导向可谓一团乱麻，文艺生态更是一言难尽，导致文艺创作遍呈荒率无序之惨状，犹如失心疯患者亟待靶向诊治，当此乱象丛生之际，正遭逢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沧海横流之时代，可肖鹰存在的价值有几何呢？抛开他的身份地位不论，其作为学者个体所展现出的才情和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的智慧没能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却靠扳倒韩寒、蒋方舟等几个文坛晚辈刷存在感，让人不知该为他的“打假人设”感到鼓舞，还是钦佩他一如既往专挑具体个人打假的非凡勇气？当然，肖鹰充当激进批判者角色的履历还要早得多，领域也更为宽泛，但始终缺乏给出解药的能力，充其量只是阶段性地提醒人们应关注学术造假事件。这当然有必要，也有其价值，但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肖鹰应该心知肚明。倘若他能带头自查自己与所在单位提供的平台资源是否足以匹配，自己是否具备足够强悍的真才实学，自己的贡献能否对得起国家的培养，把自己和供职单位的能力关系清清白白地公之于众，让学历学位与真才实学严丝合缝地对上，避免出现真博士假能力的滥竽充数现象，甚至更进一步自觉带动全国高校教授自主开展自我打假行动，乃至动员业界构建更为严苛的能力盘查机制，而非仅靠发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学术论文蒙混过关，如此先把自己全面彻底地批评清楚了，如仍有余力的话，然后再去打假，那就更有说服力了，并且不单要打学术个体之假，更应挥刀砍向诞生学术腐败的人文土壤及价值评判机制与监审平台，谁手上出错谁受罚，本质上是要做到不敢造假，没人敢为造假者放行，这才真正有利于学术环境、学术精神的缜密构建与良性发展，而非仅对几个文坛势单力孤的弱者穷追猛打，可幕后真正的纵容者却几乎毫发无损。我们当然不支持学术造假，但更要看到为何原本不该发生的造假行为却能够堂而皇之地瞒天过海？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学术领域，许多行业皆有此风气，如能借这波整顿之风顺藤摸瓜，正本清源，这才是纠正学术歪风的正道。正因如此，如果一味耽于所谓个体打假，就会忽视造假的温床始终稳如泰山，于是有些人虽被打倒了，尽管咎由自取，但更多拥有同样问题的人却仍然很幸福地生活着，这样一来，本该一碗水端平的事情，却意外演变成了几家欢喜几家愁，不免令人觉得残忍，而且这种仅靠修剪细枝末节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起到警世作用，如果不从根本上严加约束和监管，很快一切又将恢复原样，却由此制造了新的不公。所以肖鹰对强者避而不究的做法，仅证明他是个有强烈是非观念的教授，但绝非无所畏惧的学术捍卫者，倘若他真是位具有悲悯心的专家学者，理应直指那个四处漏风的评审机制，而非仅针对个别失范的学术钻营者，因为既然有1人能在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情形下顺利通关，就说明可能存在更多的人同样走此捷径通关，那么问题来了，那些尚未被揪出来的更为庞大的学术作弊者又该由谁去举报？就算肖鹰继续扩大战果，再成功举报1个或多个学术作弊者，但架不住这样的人文土壤再制造成百上千个学术造假者出来，如此循环不止，这样的所谓打假虽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但很难从根源上彻底杜绝学术腐败。最终，也许一厢情愿式的打假只会越打越多。因此这一舍本逐末的做法并不值得大众推崇，身为国家重金培养的专业人才理应在专业领域努力推动人文进步，即便意欲以个人身份打假，剑锋也应大胆指向为钻营者提供可趁之机的学术平台，如此才可能从本源上解决问题。总而言之，肖鹰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学术既得利益者，他打假之前应该先行自证自己是真才实学的，证明他的学术成果和时代影响配得上他的身份地位，否则，虽然他自己的学历、学位是真的，但若无真才实学，假使能力配不上他的身份地位，也是事实上假文凭、假教授，对不起社会的信任和国家的栽培，因为在中国大学教授群体里面，靠一纸文凭欺世盗名者大有人在。可悲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堕落现场基本看不见肖鹰奋身拯救的身影，他不去强势打假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文艺领导者，却有闲情逸致在微不足道的文艺个体身上一再强行出头。肖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炮轰蚊子的个人冲动，不知是大材小用，还是只会大材小用？这是着实令人费解之处。”

当肖鹰硬刚蒋方舟的学术打假、贾平凹之女遭遇学术翻车及网络群嘲、莫言之女博士论文尚处学术争议之中等热点新闻不断叠加发酵之时，最终的引爆点恰巧落在了新近刚落幕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这一文坛盛事之上，所以大多来信都将矛头指向该奖的评奖结果。对此，有写诗的网友发来批评信息，来信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对“外卖诗人”大骂一通，然后发来一长串他创作的诗歌作品，并以审视的口吻对我说：“你是诗人，你给评评理，诗人就是诗人，还弄个外卖诗人作甚？真是个奇葩的时代！我无法理解，为何水货诗人、卖惨诗人都能获评鲁奖，而我这样高水平的诗人却从来获奖无门，甚至无人问津？难道贴个外卖诗人的标签就是所谓的底层叙事？如今，我算是真切体验了什么是无聊无知的社会。”

我回说：“你才是诗人。”

写诗的网友见我生气了，赶忙回信安抚：“是我说错话了。对，我才是诗人，还是个不获奖的诗人，这样说总可以了吧。我知道您见多识广，您能告诉我如何才能获奖吗？我需要这个，不然对不起很多人。”

我见对方反应还算敏捷，就又恢复了和气：“你的诗歌创作水平确实比外卖诗人高出了许多，但不是水平高就能获奖。评奖是另一回事。你水平再高，要是别人都看不见，那高给谁看呢？当然了，我这些话只针对抱持功利心去创作的人来说的。要是你只因爱好而创作，自己只管努力，成败交给天意，这样就不会有患得患失之虞。但即便与世无争，也不见得才华会被永久埋没。诚如李可染观看完画家黄秋园的遗作展后发出的喟叹：｀世有颜回而不知，深以为耻！’这是高手在民间的最好例证。但这种民间高手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那些不求名利的隐世高人，切不可泛民间化。至于外卖诗人，我也觉得他的作诗水平很一般。从文学鉴赏角度来说，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这种水平遍地都是，例如他的几部诗集的书名基本就代表了他的思考水准，什么“赶时间的人”“手持人间一束光”“低处飞行”，看似有点道理，其实都是正确的废话，极其甜俗，非常肤浅，就像刻意把一个人男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样，写的都是分行散乱的口水文字，水准稍微高点的作者绝不会以这种挤眉弄眼的文字示人。他能获鲁奖确实跟文学没有多大关系，主要得益于外卖身份，以及机缘巧合下他的外卖身份意外给他带来的巨大关注与流量，但这一非文学因素成就的文学荣誉，正是第九届鲁奖的悲哀之处。不过，你骂他却是毫无道理的，如你所说，外卖诗人也许有卖惨和配合利益团队表演的嫌疑，但能否获奖却不是他自己一个小小的外卖员能做主的。如果仅靠外卖诗人自己的力量，恐怕他连申报奖项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获奖了。他之所以能成功申报并获奖，说明外卖诗人是和某个利益平台绑定的，背后有平台在推动、宣传和推广这一切，不排除动用了许多圈内的人脉资源，应该看重的是他的外卖诗人的标签和近年积累下的巨大流量，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具象化体现。无需赘述，要是没有相关利益因素驱动，根本不会有那么多文坛知名的评论家、作家站出来为他摇旗呐喊，须知，那些都是成天在名利场摸爬滚打的势利文人，别指望他们良心发现，要是没有利益平台出面邀请或相关利益关联，那些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无利也起早”，去为一位底层作者摇唇鼓舌？如果真有那觉悟，也不至于联合起来把文坛搅得乌烟瘴气。于是获奖真相大致清晰了起来，利益平台在暗处“保驾护航”，大量文坛吹鼓手密集站台评论，以期营造一波大杀四方的魅力攻势。否则，单凭外卖诗人的文本水平是不可能荣获鲁奖的。不幸的是，作为时代精神风向标的文学，居然被当成GDP（国内生产总值）来操作，这与各省高调攀比多少鲁奖获奖者的狭隘心思遥相呼应。应该说，文学不是经济，不是拿来夸耀政绩的，它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精神高地，是人类共同栖息的精神家园，岂可各自为政明争暗夺？”

写诗的网友似乎如梦初醒：“您的意思是，鲁奖评选不是光看文学本质，而是还跟文学之外的东西有关？”

我说：“何止是鲁奖？几乎所有奖项都关乎人情世故及各方利益博弈的情形。只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鲁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奖之一，居然沦落到向区区流量低头折腰的地步。这也意味着，文学残存的一点尊严被世俗利益给彻底摧毁了，从精神维度的层面而论，此为令时代蒙羞之事，极具象征意味。这与此前刘楚昕的《泥潭》被相中获奖如出一辙，而后动人故事频频刷屏，然后联合出版社推出获奖书籍大卖特卖，皆大欢喜。只是许多读者不再忍了，在网上发声大呼上当受骗，但故事还得继续讲，不同的版本，似曾相识的导演方式，网友的信任和同情早已习惯于被辜负和消费，连句道歉都不可能给你。”

写诗的网友有些急迫说：“我只关心自己如何才能获奖，您就直接告诉我，我怎么做才能斩获大奖？”

我心里不由感叹一声，真是位俗人，你与那些人有何区别？眼里没有诗意，只有奖杯，便知他业已“中毒”太深，只好直奔主题：“你想获奖也不是没可能，但正如油画家陈丹青所言，活在今天必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才行，你得足够无耻，足够勇敢。亦如学者李敖所言说的那样，不要崇拜任何人，绝大部分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坏人，他们不坏，根本出不了名，纯粹的好人，很难出人头地，很难从底层爬上来，很难成为人上人。这一激进观点对文艺圈来说还是相对适用的，别的行业倒不可一概而论。因为真正的文学家都在潜心创作，既不会浪费宝贵时间去搞无谓的社交，也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接受文学期刊低能编辑的说长论短。因此活跃在文坛的都是些什么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说，你要愿意当那个坏人，将来肯定能混出个名堂来，又何愁不获奖？换而言之，要是你不能成为人家眼中的利益攸关方，即便你是中国的泰戈尔，也会让你要多远滚多远。”

“好吧，怎么个无耻法？能否具体说说，纵然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想试试。”

“现在不是有了外卖诗人、菜场作家、保洁画家和流浪大师了吗，此外，还有许多贴着类似标签的文艺青年等着涌进作家、书法家、画家等文艺家的队伍，人们把这一现象误读为新文艺群体的崛起。据说贴有特殊标签的作者能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经由媒体的轮番炒作后，会带来更好的流量，所以即便是一些文学大刊和知名出版社都愿意包装和推动他们，以便实现双赢。总之，这些人经由利益团体的一番操作后都很受关注，外卖诗人已经获了鲁奖，菜场作家上了提名名单也差点获了鲁奖，由此看来，你不如去做个行吟诗人吧，这可比宅家里用心写诗强多了。但要想快速爆红的话，也别行吟了，多麻烦，我建议你干脆去要饭算了，有了｀叫花子’这个身份，做个乞丐诗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可比你原来做个正经的诗人强太多了，这样剑走偏锋或许更受关注，若是引来了泼天流量，加上有诗人这一光环加持，何愁做不了网红乞丐？一旦成了乞丐中的大网红诗人，你就是我们时代最耀眼的优秀诗人，不要说鲁奖能轻松揽入怀中，你一旦拿起笔写下一部长篇小说，或许茅奖都在热切等着你呢。这不，刚获得鲁奖的外卖诗人已经准备写长篇小说了，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审美，也许未来的茅奖会有他的一席之地的。”

“乞丐诗人吗？那可不行，此等邋遢形象恕我无法胜任，我家人保准不同意，真要做了乞丐，我也没那脸活着呀，命都没了，还要奖干啥呢。”

“你还可以散尽家财，去认某个文坛大佬作干爹，由干爹带你去认识许多评奖关键人物，这也不失为一条文学晋升途径，圈内称为｀跑奖’，湖北作协原主席方方不就曾实名举报过湖北省内一位诗人跑鲁奖的丑闻吗，这事被网友们戏称为狗咬狗一嘴毛。我也觉得骂得好，你都是省作协主席了还去举报人家，就圈内那点破事还值得举报吗？都是心照不宣的事，但凡混圈子的人，有谁是绝对干净的？大概处罚一百个没一个是冤枉的。只有当年曹雪芹那样的文学家才配和干净放一块说事，也因此他笔下的文字才有灵魂和价值。”

“这也不行啊。我既不是土财主，手中亦无权势相威压，降伏不了那些习惯于趋炎附势的干爹的。”

“既想获奖，还要脸面，又非土财主，这可如何是好？”

“是啊，如何是好？我听您的建议。”

“那就只剩最后一条路可走了，全然过滤掉所有的私心杂念，只管写诗，莫问前程，这样既能做个好诗人，还能安心过好生活，岂不两全其美？”

看到这条回信后，对方再无来信相扰，估摸已于言下顿悟，忙着回家躺平去了。我这才有时间继续回复下一条来信。如是又看到一条网友的凌厉质问：“第九届鲁奖获奖名单中一眼看过去，怎么那么多各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原副主席？这是在公开分蛋糕吗？为啥还冠以鲁迅的名义？简直是莫大的亵渎，文坛的耻辱。您是搞评论的，您说说，我们这些认真写作的人还有什么希望？”

我说：“这有啥大惊小怪的，茅盾文学奖的影响似乎还要更大一些，上一届茅奖名单公布后，网络上不也是一片惊呼吗：｀怎么基本都是各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得奖了呢？这还要点脸不？吃相也太难看了吧。’可无论遭受多少非议和质疑，这就是相关评奖的现实路径，多少年了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这也反映了文坛既得利益者群体的傲慢与渎职。鲁迅当年的担忧不偏不倚地持续上演着，以致几十年来毫无长进。不幸的是，鲁迅最不想看到的情形不仅一次次上演，后人还以他的名义一届又一届地分割蛋糕，而且分得心安理得。也许，不到遭遇良知泯灭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危机之时，这样的功利评奖模式大概不可能改写了。值得警醒的是，如果你的写作是为了获奖，那你认真写作有啥用？人家根本看不到你的作品，即便送上去了，要是没有坚实的名利作为依托，那也白搭，这活脱脱成了文学沾满铜臭味的现实注脚。”

质问网友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谁写作不想获奖？但既然是国家级奖项，总得讲点公平正义吧，这何异于自己给自己颁奖？那些占据重要位置且掌握大把文学资源的人，还这样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牟利，就不涉及权利腐败吗？难道就没人出来管管？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还有希望吗？”

我说：“管？让谁管？难不成还能自己扇自己耳光？按理说，合乎情理的底层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你获了大奖，拥有了取信于别人的资本，是可以分管一些文学事务的，以便更好地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只是一旦占据了重要位置和掌握了优质资源，就应主动退出参评各种相关奖项，这是对权利的敬畏，也是文学家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否则，就有利益输送与公器私用之嫌疑，不仅对普通作家不公平，还涉及权利腐败问题。遗憾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功利的时代，文人的风骨与觉悟早已消弭殆尽，已没有了真正的文学家，多的是没完没了收割名利的势利小文人。而那些常年混迹圈子和钻营地位的名利客，目的不就是为自己捞取最大化的名利双收吗？难道你还幻想那些人是真正想为中国文学做贡献的？当然，他们也不代表中国文学，一些奖项尽管看似热闹，但仅是一小撮俗人之间的名利游戏而已，实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用在文学创作上是句｀毒鸡汤’，搞创作就应沉潜心性，绝不能在掌声中迷失自我。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洪应明在其传世佳作《菜根谭》中这样说：｀热闹中着一冷眼，便省许多苦心思。’因此凡尘俗世中的热闹是别人的事情，关你何事？你又何必记挂那些污泥浊水之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混圈子的人心性大多被染污了，哪有可能写出超拔今古的佳作？有鉴于此，中国文学的使命和成就绝无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试想，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时连出版资格都没有，而且生活艰辛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更遑论获奖了。可是，后来红楼梦却被推举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反观当下，那些热热闹闹评出来的成堆的获奖作品，几无可能出现如此高品质的高峰作品，因为人心已是污浊不堪，灵魂也已经在日复一日的喧嚣中丢失了。那些作品，后人大概一部都不想看，可以想见，那些无聊的作品大多会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

质问网友说：“照您这么说，我还是有希望的？文学之路仍然值得走下去啰？”

我说：“那是自然。古往今来，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大多不是本时代评判出来的，严格意义上说，同时代的人是难以评出超越时空的优良之作的，因为离得太近了，时空交集的关系，处处充满了人情世故和利益关联，而人性的弱点是很难经受住俗世诱惑考验的，故同时代的所谓名篇佳作多数只能名噪一时，这也是传世名作往往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然而，后人评价前人的作品则不同，那时，时空距离完全拉开了，没了人情往来与利益输送，一切就都呈现出本来该有的样貌，是金子还是瓦砾，一目了然，质劣者，无条件退场，而质优者，则如鱼得水，自此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总是说，时间才是最好的裁判，所有的优劣得失尽在时光的掌控之中，无有遗漏者。因此，那些未经时间检验就仓促评出的被利益高度绑定的优秀作品，或是一经出版就开作品研讨会，随之｀高评’满天飞，造势完毕就被送去评奖然后似乎水到渠成获奖的作品，多为急于求成之作，基本也都是人情世故之作，我们大可不必较真，也无需羡慕，那只代表小圈子里面几个混世魔王充分博弈各自利益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且即便是小圈子里面也充满了各种争斗与算计，不值得真正的作家劳神费力去关注。何况，因此获奖的作者往往失了人格与气节，这对于真正的文学家而言，放在足够长的时间线之内，通常意味着文学生命与文本价值的戛然而止。因为一位文学家的失格，表征着其笔下的文字是毫无灵魂可言的，是不值得信赖的，因此也就毫无文学生命力了。”

来信中还有更夸张的，那是一位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他以将军给士兵发出指令一样的口气对我说：“给我个地址，我要寄一部质量如《红楼梦》一般的厚重之作给您，刚新鲜出炉的，收到后一周内看完。”

我经常遇到这种无厘头的网友，冷不丁发来一篇文稿或几幅书画，往往会附上限时点评要求，似乎吃定我欠他们一次点评，容不得我拒绝。这位网友倒是没写明点评要求，我尽管有些哭笑不得，却仍然平心静气地问明理由：“给我寄这种大作，需要我做什么呢？”

那位小说家坦言：“我喜欢看您的评论，有个小小的要求，对您来说却是小事一桩。我这部新书可是豪华版本的，免费送您阅读，作为回报，您读完后给我写篇文学评论。”

我说：“我读小说时间不确定，要看心情，所以阅读节奏不好把握，等看完很可能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小说家看到回信直接把自己的终极目标端了出来，直截了当说：“我这部书可是要角逐下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不然我何苦耗那么大心血。我想尽快看到您的评论，就算是给我鼓鼓劲吧，也不枉我经常看您的文章。”

我笃定问他：“你应该不常在文坛走动，大概也对文坛的评奖机制不太了解吧。一上来就茅盾文学奖，你咋不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呢，那个一年一届，年年都有机会，万一评上了呢。”

小说家略为不快说：“我确实不常在文坛走动，也确实对评奖机制不太熟悉。但我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啊，这部作品是我十年磨一剑的成果，绝对是心无旁骛之作。可我怎么觉得您对我角逐茅盾文学奖没啥信心，还用诺贝尔文学奖打趣我，不知是嫉妒我，还是有意给我泼冷水？”

我说：“经你的提醒，我确实有些嫉妒你，嫉妒你在比珍珠还真的现实世界，居然还能葆有一份难得的纯真。但我也想提醒你，如果你创作是为了获奖，那你的纯真我就不嫉妒了，那是幼稚。如果你是为了崇高的文学理想而葆有难能的纯真，在这样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不单嫉妒你，还敬你是位逆潮流而动的智者。”

小说家瞬时有所疑惑说：“这怎么理解？您到底是想劝我崇高，还是劝我要安于现状？”

我直言不讳说：“不是劝。既然你找到了我，我是希望你认清现实，了解自己。不客气地说，如果你真要走文学这条路，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认真创作并安于现状，惟其如此，你才能过好一生，或许还能垂范后世。否则，你终将被欲望吞噬，里外都会输得一干二净。”

小说家这才警觉说：“有这么严重吗？愿闻其详！”

为让这位小说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学处境，我几乎和盘托出，其实也不过是些公开的秘密：“就有这么严重。当然，这是对那些用心不纯的创作者而言，但对于真正的文学家来说，这些都不叫事儿，因为人家根本不关心文学之外那些尔虞我诈之事。我也不绕弯子，这么说吧，即便你这部新书是当代《红楼梦》，不仅大概率获不了奖，可能连送审资格都没有。这可不是吓唬你的。你且听我说来，国家级文学奖都采用申报制，不接受个人申报，各省作协、文学期刊、文艺出版社等各机构和平台都有限定的申报名额，这就为｀暗箱操作’预留了空间。比如一个省作协拥有3个或5个参奖申报名额，那么，在符合申报条件的情况下，省作协主席可能要先申报自己的作品、副主席作品或原主席作品、原副主席作品，以及沾有郡带关系的作者的作品，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你，就算你的作品再优秀，跟他们有啥关系？因为他们很明白，就算你的作品是时代最优质文学，如果你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缺乏可交换的潜在利益资源，人家根本不会承认你的作品是优秀的，首轮可能就会被刷掉。至于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则大多扶持那些具有强大商业号召力的作者，盖因利益使然罢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大多热衷于混圈子，因为能混来源源不断的各种名利。这就导致许多获奖作品只能说还过得去，但离时代最优还差得很远。原因在于，那些能写传世佳作者往往是些有使命和担当的人，那些人很少抛头露面，甚至默默无闻，是些用生命写作的苦行者。这与古人往往凭硬核实力就能在同时代脱颖而出形成鲜明对比。”

小说家气馁说：“我以为只要写得足够好，获奖实属其事昭昭也，犹如｀日月经天，河海带地’那般自然而然。谁能料想，就连写作这种建设人性、书写良知的千古文事也能过度掺杂人情世故，简直无可救药了。若果真如此，我这十年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了？我此时的心情，您猜我会作何感想？也许，您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我的眼泪恰如滔滔江水，不可遏止啊……”

我忍俊不禁说：“就这点出息，还写作呢。对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来说，身处乱象之世其实未必是坏事。常言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不经历大孤寂，大悲苦，不可能真正体悟写作上的艺术三昧。我记得第四代导演谢飞在谈论文学与电影创作时，曾把梵高和曹雪芹放一块归类叙说，他说曹雪芹写了一辈子《红楼梦》，梵高画了一辈子画，他们的作品可以不出版、不售卖，照样流芳千古。其着重强调了二者人生际遇的共同性，虽生前困顿不堪，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却意外成就了永恒的艺术价值 ，他们的生命抉择，值得一切从艺者参鉴。我对谢飞导演的这一观点印象深刻，没想到一位电影导演能往这个方向观察，并且还有不俗的认知，这样的思想水准绝对要高于当代绝大多数的作家，甚至当代文坛最核心的那些领导者都不具备这一深层认知，否则，当今的文学创作水准也不会这样乌七八糟，包括各种文学评奖，原本是为了鼓励和扶持最有希望的未来之星的，结果大多奔着平庸者去了，所谓的评奖，成了各方瓜分利益的狂欢聚会。这实在愧对国家关于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文艺指引。如果文坛的引领者拥有谢飞导演的认知，各种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的导向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方向对了，才能发现真正的文学人才。只要人文土壤和育人情怀不发生本质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可能诞生真正伟大的作品。昔日蔡元培不拘一格的知人善任、胡适对林语堂多年的无私资助、徐悲鸿力排众议屡屡提携齐白石，乃至受困中的沈从文仍然愿意选择帮扶年轻的范曾……这印证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知遇佳话。然而，鉴于文艺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独特时代属性，如今已然不再是一个千里马常有的时代了，不世之才也许会在未来出现，也许已经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总之，真正的文艺大才只有在身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深邃涵养的前提下，所谓的安贫乐道之恢宏历练才会有颠覆性的意义。反之，一位文艺家的人生如若太过平顺，则不可能通晓人性，亦无可能解码人生真相，也就不可能创造益于后世的文本价值。”

经由多回合的思想拉锯战，小说家终究释然说：“感谢您及时点醒，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这对我太重要了，简直是灵魂的救赎。从此以后，我决意不再生发幼稚且无聊的幻想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顺天应时，温养性灵，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我亦感欣慰，回说：“朽木与神木，仅隔着一个善念。因缘具足，万事可成。强取豪夺，得而复失。”

在众来信的牵引下，我也大致浏览了一下第九届鲁奖的获奖名单，并重点阅读了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总体而言非常失望，作品大多起了一个较为唬人的名字，如《猛犸象》《阳光三叠》《漫长的季节》及《她和她的麦子》等，但内容却呆板平庸，只是近乎复刻了一段生活过去，既无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亦无时代穿透力，丝毫读不出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仅用流畅的文字讲了一个生活化的故事，看完了，也就忘记了。似乎有那么一点生活经历，但也仅此而已，跟别人毫无关系，如果作为日记记录一下自己的日常倒是可以的，但作为小说来写那就不行了。这是当代小说的通病，显示了作家的思想普遍苍白浅薄，也透显了居于浮华物化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之贫瘠。其实也难怪，一众获奖者里面，要么是名利徒，要么是流量王，抑或是被高估的纯文学作者，实在找不出一位与该奖名头相称的作家。

梳理历届鲁奖小说类别的作品，也有一些是确实写得好的，但也仅仅是好，难言有多深刻。即便其中有些作家是专攻短篇或中篇小说的，但始终难以真正突破。个中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创作者难以跨越学养的隔阂，无法站在更高的站位去俯瞰笔下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需要具备强大的社会洞察力、思想穿透力和语言表现力，这样才可能触及乃至剖解社会的本质和人性的依归。

比如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石舒清，他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算是比较好的了，在鲁奖所有短篇小说里面都算出类拔萃的。1999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就读时，我和石舒清是文学创作班的同窗，他年长我五六岁，在我印象中身材矮小瘦弱，眼睛大大的，透过镜框显得清澈透亮，不时翻下眼皮，眼里闪烁出文人的纯粹与睿智。这位西北汉子看似文弱，却也喜欢暴力美学。生活中的他是位很有意思的人，他不知从哪位同学嘴里得知我曾习练过散打，于是专门为此事找到我，不仅当面请教格斗技巧，还希望能好好教他两招。就是这么一位遇事认真得还透着孩子气的作家，却写出了《清水里的刀子》这样富有诗意的发人深省之作。

《清水里的刀子》写了宁夏西海固回族一个普通的穆斯林老人为刚去世不久的亡妻开展“四十”忌日仪式，按伊斯兰教习俗要宰杀牲畜“搭救”亡灵。于是在老人儿子的建议下就有了陪伴老人多年的老牛要在忌日当天被宰杀的事情发生。令老人没想到的是，通灵的老牛居然从清水的倒影中看见了那把即将用来宰杀自己的静静躺在清水里的刀子，结果老牛自知死亡归途将至，除了不经意间溢出眼眶的老泪，没有反抗，没有哀怨，有的只是温顺，而且从忌日前三天开始就自觉地不再吃喝，想要以洁净的身躯和安详的姿态坦然赴死。这一切被老人看在了眼里，由此牵出老人与老牛之间的追忆、悔悟与救赎。这个故事的架构相对比较简单，然而主题却比较博大，但也仅此而已。虽说故事触及到了灵魂内核，不过只是浅尝辄止地叙说了一些现象层面的事情，显然无力推进更为深层的灵魂塑造与人性演进。这既与角色选择有关，也与作者的能力有关。以小说中老人的身份认知，不可能开展更为深层的灵魂叩问和价值引领，作者当然对比甚是明了，却仍然把这样一位老人设置为小说情节赖以推进的主人公，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作者无意或无力更进一步开掘经世致用人文思想的考量，这也是一般作家与鲁迅的最大差距所在。常有人把对《清水里的刀子》的解读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认为老牛对死亡的“有知”，衬显了人类对死亡的“无知”。其实，这种对比是毫无必要的，也是无谓的，这个故事只是冷静地展示了万物皆有灵的带有些许神性觉知的事实，并借此提醒人们要善待身边与你结缘的万物苍生，这和弘一法师落座前往往要习惯性摇摇椅子，以便给蚂蚁之类的小生命留出逃亡的时间并无区别，都是为着宣杨和践行一种万物同体共悲之情。当然，这篇小说要比同届获奖的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更为深刻，前者触及到了“灵魂的表象”，而后者停留在了“生活的表象”，中间隔着“深度思考”四个字。

确切说，鲁迅文学奖这一以“民族魂”鲁迅命名的国家重要文学奖项，本来应有特定的内涵和期待，不料如今将此殊荣越来越多地颁给了“圈子”和“流量”，归根结底是颁给了“利益”，压根与鲁迅的风骨和良知无关。鲁迅要是在天有灵，把这样一批人拽到他闪光的大名之下，他恐怕一个都看不上吧。实际上，到了这一届鲁奖已经显得极不正常了，不仅仍旧照顾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已经有了“地摊文学奖”的倾向了，因为无论文本好坏或品格高低，只要你有足够关注度，就可以“保送”他们获奖，然后快速变现。有人说“外卖诗人”的爆红是新文艺的胜利，其实这是个误解，新文艺的提法是指要从凡朴的事迹中见出伟大，落实到文学上，第一关注的是创作者的文本水准，也就是专精的文学能力，然后聚焦能否写出平凡人生中的不凡之处，并非让我们把创作主体的身份刻意划分成“三六九等”，谁不是普通劳动者呢？强调一下特殊职业的身份就可以优先获得关注和优待吗？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我们不能用“贴标签”和包装人设的方式从中牟利，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因为文学是关乎人心建设的学问，不是商业行为，更不是可以拿来博弈的筹码，可如今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操作，人为破坏了本该具有蓬勃内生性的文学生态。按理说，既然是鲁迅文学奖，起码中短篇小说是主要看点，参评的作者应该对鲁迅的经典短篇小说熟稔于心，不说超越，起码也得吸纳一点鲁迅的写作智慧吧。我们把获奖的小说和鲁迅在百年前写就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对比一下，且不说鲁迅匠心营造的极具反差意味和象征色彩的人物所处环境是何等的举重若轻，单就时代背景之于人物性格或屈从无奈或逆势而动的命运描写，就已经远远胜出当今任何一部小说了，更不用说语言的张力和站位的高远，尤其值得反复玩味。如果把现当代文坛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鲁迅的《在酒楼上》大有“孤篇压全唐”的文本气象与品质。这就是伟大作家的水准，既能通过个体与时代的抗争现状去洞穿一个时代的“命门”，让人们领悟到些许文外之意，同时又能揭示超越时局的普适人性，此为经典之作直到今天仍具启迪意义的原因所在。

鲁迅之外，尚有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也写得格外耐人寻味，和《在酒楼上》一样，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也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代入感极强，写出了被时代裹挟之下的“我”的颓废与深情，具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是现代小说中不多见的具备奇特审美价值的独彰性灵之作。但在洞察时代的思想深度及引领人生走向方面略逊于《在酒楼上》。

再往后，就要属沈从文的《边城》和他的学生汪曾祺的《受戒》了，以及孙犁的《荷花淀》也写出了特定历史阶段极为鲜见的女性阴柔之美，这些小说都极尽散淡唯美，充满无边的诗意。当代人文环境大变，人心亦变得浮躁不堪起来，再也没有生成此类小说的人文心理和美学思想了。

毋庸置疑，现代文学确实涌现了一批在创作水准上极高明的作家，底蕴也相对深厚，且多具有不俗的人文情怀。在这些优秀的作家中，首推的还是鲁迅，尽管他在面对中华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时，也有其态度上的历史局限。但或许正是逾百年的民族屈辱史，淬炼出鲁迅更加宽阔的民族视野和愈加深切的家国情怀。因此要是鲁迅能代表中国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完美的文坛佳话了。据说，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当年是曾接受过间接征询的，他说大概梁启超不配，他也自然不配，似有怄气之嫌。以鲁迅的弦外之音，要是他活到现在，亦会直言不讳说，莫言更是不配此奖。

平心而论，以莫言的综合素养来说，他确实不配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并未塑造过值得铭记的经典人物形象，人们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及所获奖项外，很少有人能记住他到底写出了什么能影响人类进步的文学形象或能净化我们生活的人物形象，他的作品没有太多阅读价值，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他只是擅长讲故事。我以为这并非谦词，莫言的文化根基相对浅陋，他确实也只会编故事，所谓的“魔幻”，仅是在截取一些历史片段的同时，加入了极度夸张变形的所谓文学想象，有许多内容是有悖常理的。体现了他创作的复刻性、随意性及历史观念淡薄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算撇开文学成就不论，莫言文学之外的社会形象也并不佳，无论文学内外，他都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坛的最高成就。事实上，许多国人并不认可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从民族情感来说，甚至觉得受到了莫大冒犯。譬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朗读的获奖感言，似乎与颁奖词是“一唱一和”的关系，显而易见，莫言的文化立场是站在西方一边的，那届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是令中国人蒙羞的一个奖项，体现了西方由来已久的傲慢的意识形态偏见，可悲的是，偏有中国人愿意配合他们的傲慢与偏见，而且从配合的默契度来看，显然事先是对过表的。再者，莫言小说中写到的对于侵略成性的日本兵的态度，以及他去日本游历后所发出的由衷的赞誉之词，说明他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放在特殊历史时期还可能是个“汉奸”，由此看来，网上大批网友把他称为“莫桑”，此举似乎并非凭空污蔑，而是有理有据地对他的言行作出了合乎情理的精准定性。因为身为公众人物，书不能乱写，话不宜乱说，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一国公民的基本自我要求。要是逾越了大众的共识，所有的反噬都是咎由自取。因此，莫言的获奖仅是在某个特殊历史节点大国博弈的一个意外和缩影，并不完全代表他在国际上取得了多高的成就。客观说，诺贝尔文学奖在面对西方世界的作者时，评选标准是相对公正的，但对于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度却未必，往往成为操纵意识形态的一个打压性工具。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得益于他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领奖，他对这一来自官方的奖项嗤之以鼻，为此发表声明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萨特认为文学创作不应被等级制度束缚，理应更看重读者的承认而非官方奖项。不得不说，萨特开了一个好头，只是凭一己之力终究难以抵挡世俗浊流污浪。诺贝尔文学奖遗漏过许多伟大的作家，也评选出许多终将被遗忘的作家，孰优孰劣，时间才是最好的标尺，不会因一个奖项而改变。

鲁迅因自知明确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中间人的征询。以大先生的文学逻辑与写作自觉，他之后的作家更是不配。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解密信息可知，许多盛传曾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评名单的中国籍作家皆系谣传，只有沈从文确实于1988年进入过最终5人决选小名单，且被视为最有可能获奖者，后因其在奖项揭晓前去世而错失。至于当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除了路遥具备文学家的气质和潜力，其他都不值一提，大多堕落为文化商人，毫无传统风骨底蕴可言。可惜的是，用生命写作的路遥英年早逝了。不过，以路遥的堂堂东方中国之浩然正气，再许他百倍才华，估计也不会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由此可见，文学也同样难逃俗世的丛林法则，只要是能用于生存博弈的，一切皆在功利的“百宝箱”之内。

就文学艺术的本质及渊源来说，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确实不必仰西方人之鼻息，不应唯西方马首是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从艺自觉。但在科学技术领域，从学术环境、育人模式、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等层面来讲，西方确实技高一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以王虹、邓煜双双荣膺菲尔兹奖为例，此事给我们的启迪，不仅在于彰显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更在于反省如何净化自身的学术生态，以至于和国际接轨，这样才能为人才的成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否则再优质的天才，都将扼杀在萌芽中而永无出头之日。

我们这个时代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急功近利，什么都急于求成，什么都想求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就有了速成培训、预制餐饮、快餐文化等不一而足的趋利业态，于是造就了一种为达目的可以铤而走险甚至不择手段的人文心理。置身同一片人文土壤里面，当代文坛的堕落，亦足可鉴照出书坛画界乃至更广泛的文艺门类的乱象之源。在盛世加持下，那些仍不愿悬崖勒马的“文艺操盘手”，终将落得人仰马翻悔之晚矣的结局。

（本文作者刘远江系作家、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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