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救眼前的人
早上八点半,广州番禺普瑞眼科医院刚开始接诊。
一名护士走进办公室,随口说了一句:“主任,我左眼突然有一半看不到。”
旁边的人以为她在开玩笑。
邓一鹏主任却立刻站起身。
“跟我走。”
没有多问一句,也没有丝毫迟疑。
三十分钟后。
护士重新看见了左侧视野。
整个诊室这才松了一口气。
邓一鹏回到门诊。
门外,候诊的人已经排起了队。
走进光的方向
邓一鹏与医学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他常被送到外公开的诊所。
外公是一位新加坡归侨医生,诊所不大,却总是坐满了街坊邻居。
那时候,看病不过一块几毛钱,遇到困难的人,外公常常连诊金也不要。
年幼的邓一鹏并不懂什么叫医者仁心。
他记得的,是诊所抽屉里的糖果,是街坊见到外公时发自内心的尊敬,也是那个总能让别人安心的老人。
后来,他又迷上了一部电视剧——《ER》。
一周一集,他追了很多年。
急诊室里争分夺秒的抢救,也让他越来越想成为一名急诊医生。
大学毕业时,他最想去的是急诊外科。
“那时候觉得,急诊医生最像电视剧里的样子。”
可一次轮转,改变了他的方向。
那天,一位巨大眶内肿瘤患者被推进手术室。
肿瘤几乎占满整个眼眶,眼球被严重挤压,患者终日戴着头罩和面罩,不敢照镜子,也很少出门。
眼科、神经外科、骨科联合上台。
手术持续了很久。
当肿瘤被完整切除,眼球保住了,患者缓缓睁开眼睛时,手术室里终于有人长舒了一口气。
邓一鹏没有离开。
他站在手术台旁,看了很久。
后来,他留在了眼科。
这一留,就是近二十年。

一场手术之外
离开眼底专业,走进屈光手术领域,并不是邓一鹏最初的计划。
那时候,他自己也是一名高度近视患者。
做玻璃体切割手术时,他总要同时戴着近视眼镜和激光防护镜,两副眼镜叠在一起,镜片常常起雾。
有一次,他笑着对护士说:“擦一下镜片。”
后来,他决定做近视手术。
也是这次经历,让他走进屈光手术领域。
后来,他跟着王铮教授、黄肖虹老师出门诊、做手术。
起初,
他也觉得,
术后看到1.0,
手术就结束了。
后来才知道。
1.0,只是开始。
每一次术前问诊,他都会问得很细。
晚上开不开车?
每天用电脑多久?
以后准备做什么工作?
不少患者觉得奇怪。
他笑着说:“我要设计的,不是一台手术,而是你未来几十年的视觉生活。”
多走一步
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朋友介绍来的。
第一次见面时,邓一鹏几乎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特殊。
高度近视、高度散光、弱视,还伴有眼球震颤。
他的眼睛几乎无法稳定注视目标,每秒都在轻微摆动。
这样的眼睛,意味着术前检查难,术中操作更难。
检查那天,一项数据测了很多遍,机器始终无法稳定采集。
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一遍遍道歉。
“不是你配合不好。”邓一鹏安慰他说,“是你的眼睛控制不了自己。”
按照常规经验,这样的患者,很少会被建议接受屈光手术。
基础条件太差,术后效果充满未知。
可年轻人没有离开。
他说,自己知道恢复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也知道结果未必理想。
“但我相信你们。”
这句话,邓一鹏一直记得。
为了得到尽可能准确的数据,所有检查几乎都由他亲自完成。
一次不行,就再测一次。
一个参数不稳定,就换一种方法。
真正走上手术台时,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普通患者注视显微镜上的目标点,眼球可以保持稳定。
而他的眼睛,却始终轻轻摆动。
为了尽量减少创伤,邓一鹏没有采用更多固定方式,而是全程用镊子轻轻托住眼球,在细微的移动中寻找最合适的时机。
整个过程,比平时慢了许多。
手术室里,比往常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那双眼睛。
手术结束时,没有人敢预判结果。
邓一鹏只是告诉年轻人:“回去好好休息,我们一起等复查。”
几天后,年轻人再次走进门诊。
验光。
复测。
再复测。
验光师抬起头。
“双眼,1.0。”
年轻人摘下眼镜。
笑了。

把工作做在更早的时候
学校、社区、企业、军营,这些年,他几乎一直在路上。
“近视戴眼镜会越戴越深。”
“护眼产品能治近视。”
这些话,他听过太多次。
一次高校公益讲座结束后,一位退伍大学生主动走到他面前。
那名年轻人曾接受过近视手术,后来顺利参军。谈起服役经历,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我只恨自己没有早点做手术,不然就能更早和战友一起站到最前面。”
多年以后,
邓一鹏依然记得那句话
比起摘掉一副眼镜,
他更愿意把工作做在更早的时候。
“屈光医生每天面对的,大多已经是高度近视患者。”
“真正的眼健康,不只是矫正,更是预防。”
采访结束时,门诊已经坐满了患者。
一位年轻人,
等着做术前检查。
邓一鹏起身,
推开诊室的门。
门开了。
下一位患者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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