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成员：

· 王康瑞：宾夕法尼亚大学

· 刘儒萱：宾夕法尼亚大学

· 刘凯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 刘忠：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

专家学者成员前言：

本文以“传统商商—电商—数商”三代商业形态的迭代演进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中美数字商业与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分化，剖析两国商业演化的深层制度逻辑。研究表明，中美商业模式的差距，并非单纯的技术代差或发展阶段差异，而是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创新机制长期差异化演进形成的结构性结果。中国商业发展以场景应用为核心驱动力，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商业模式快速迭代与规模化落地；美国则以底层技术原创为核心支撑，凭借基础创新构筑长期产业竞争壁垒。伴随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中美商业竞争已从表层的模式复制、流量争夺，升级为制度体系、创新生态、治理规则的系统性博弈。迈入数商时代，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能力将主导未来十年全球产业格局，而包含法律框架、产权保护、国际规则话语权在内的制度能力，已然成为大国商业竞争的核心核心变量。

关键词：电商；数商；中美比较；产业链重构；制度优势

一、引言：三层“商”形态的分析框架

精准解读中美商业演进的结构性差异，需要搭建清晰、分层的概念坐标系。本文构建“商商—电商—数商”三维分析框架，三类形态依次对应商业文明迭代的三个核心阶段，层层递进、逻辑闭环，为对比研究中美商业发展差异提供核心分析范式。

电商（E-Commerce）的核心本质是交易全流程电子化，核心价值逻辑为“去中间化、提效规模化”。其依托互联网技术将线下实体交易迁移至线上，打破传统交易的时空约束，核心资产集中于交易平台、用户流量与数字化支付体系，核心解决大众消费“交易渠道、消费便捷性”的基础问题。从学术溯源来看，电商是互联网经济产业化的第一波核心浪潮，其底层理论可追溯至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界定与交易成本优化的经典研究。

数商（Data Merchant）的核心本质是数据要素产业化，特指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专业化开展数据采集、合规治理、技术开发、流通交易与场景应用的新型市场主体与商业形态。其核心演化逻辑是实现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价值跃升，破解数据价值沉睡难题，让数据如同工业时代的石油，实现高效流通、持续增值。在数字经济学术体系中，数商是驱动产业链数字化重构的核心载体，也是落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枢纽，是数字经济高级阶段的核心业态。

商商（Business Quotient）即商业素养与商业思维，是个体、市场主体乃至区域产业集群的商业认知、市场敏感度、经营智慧与创新适配能力的综合体现。该概念虽不属于宏观产业分析的主流范式，却是解读微观商业运行的基础核心变量：无论是传统电商模式的落地普及，还是新型数商业态的创新突破，市场主体的商业素养直接决定商业模式的落地成效与迭代速度。从比较制度分析视角来看，商商可界定为市场主体适配制度变革、捕捉市场机遇、开展模式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综合能力。

从传统商贸到电商、再到数商的迭代，是商业核心价值载体从“商品流转”到“信息互通”、再到“数据增值”的层级跃迁，也是厘清中美商业发展路径分化、竞争力差异的核心线索。这一迭代过程不仅是技术工具的简单更新，更推动产权制度、竞争规则、市场治理逻辑的系统性变革，是两国商业结构性差异形成的核心根源。

二、中美商业演进的结构性差异

2.1 路径分化：底层技术原创 VS 市场需求牵引

中美商业体系发展的根本性差异，集中体现为创新驱动路径的本质分野。美国商业创新以底层技术原创为核心内核，依托硅谷创新集群、DARPA科研体系与成熟的风险投资生态，聚焦芯片、操作系统、通用大模型等底层核心技术攻坚，商业落地多为技术成熟后的市场化溢出成果。该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构筑高壁垒、长周期的技术垄断优势，短板则是技术产业化周期长、落地成本高、试错失败率显著偏高。

中国商业创新则以场景需求牵引为典型特征，依托超大规模人口与消费市场，叠加传统线下零售体系发展不完善的产业基础，以互联网思维重构传统行业流通模式，通过海量市场需求倒逼技术适配、模式迭代与产业升级。该模式具备产业化速度快、规模效应显著、落地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但长期存在底层技术积累薄弱、基础创新不足的短板，在核心技术领域易面临外部“卡脖子”约束。

两国创新路径的分化，可通过电商渗透率数据直观印证。当前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接近30%，而美国该数据长期稳定在15%—16%区间。这一渗透率差距具备深刻结构性成因：中国线下传统零售体系起步晚、布局薄弱，电商业态作为替代型模式，快速填补市场空白、完成规模化普及；美国线下零售体系高度成熟，沃尔玛、Costco等实体零售巨头供应链高效、布局完善，电商仅作为线下消费的补充形态，增长空间有限。

西班牙经济学家阿尔韦托•加尔松•埃斯皮诺萨（Alberto Garzón Espinosa）对此指出，中美商业竞争力的差距源于深层结构性矛盾：“美国商品综合成本高于中国，是其市场竞争力不足的核心根源，这是产业结构、要素成本决定的实体经济问题，而非汇率、货币等短期金融现象所致”。这也印证了中美商业发展差异并非短期政策调控的结果，而是两国产业基础、要素结构、发展模式长期演化的必然结果。

2.2 优势迭代：从产业互补到全域竞争

中美经贸关系与商业格局的质变，可通过产业生产率优势的迭代规律深度解读。杨玉华教授在《当代经济研究》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产业生产率的持续升级，彻底改写了两国产业分工格局，推动双方从互补互利转向竞争博弈。中国在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等领域的生产率持续突破，打破了美国长期垄断高端产业的格局，动摇了其依托技术与产业优势构建的全球霸权基础。

从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美形成典型的垂直分工互补格局：美国输出资本、核心技术与终端消费市场，中国依托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承接全球产业链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双方分工清晰、互利共生。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链格局深度调整，中国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向产业链中高端突破，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直接冲击美国传统优势领域，两国产业关系逐步从互补转向竞争。杨玉华进一步提出，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摩擦、推行产业遏制政策，核心目的是打压中国新兴产业发展、遏制竞争对手崛起，维护自身长期固化的全球产业霸权与利益格局。

全球价值链数据充分印证了这一格局变革。杨志浩、张其仔的量化研究显示，中国全球产业链嵌入位置持续上移，呈现“下游组装向上游供给延伸”的清晰趋势：中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38%攀升至2024年的47%。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已彻底摆脱单一“终端产品组装者”的低端定位，逐步成为全球核心中间品供给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实现根本性跃升，也成为中美产业竞争加剧的核心动因。

2.3 电商博弈：存量市场的模式分化与迭代

在电商这一存量成熟赛道，中美市场竞争呈现显著的模式分化与优势互补特征，行业竞争从传统价格、物流比拼升级为模式创新、场景重构的多维博弈。一方面，以Temu、SHEIN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依托国内完整产业链与极致成本、效率优势，以高性价比产品切入美国市场，持续冲击亚马逊主导的传统电商格局，充分彰显中国制造业长期积累的效率型比较优势与供应链韧性。

另一方面，美国本土零售巨头依托线下基础实现数字化突围。沃尔玛凭借全美4700余家线下门店的密集布局，将实体门店改造为前置履约节点，在生鲜、日用食杂等高即时性需求品类中优势凸显，相关电商市场份额达25%，反超亚马逊22%的中心仓模式份额。这一市场格局印证了重要的电商迭代规律：在即时性、体验性要求较高的消费场景中，高密度物理基础设施的履约优势，可超越中心化数字算法的匹配效率，修正了传统电商“算法至上”的单一理论认知。

与此同时，TikTok Shop入局美国市场，重构传统电商“人找货”的搜索式消费逻辑，打造“内容种草、兴趣触发、即时转化”的“货找人”社交电商新模式，形成对传统货架式电商的有效补充。当前中美电商竞争已彻底告别单纯的流量、价格存量博弈，进入模式创新、场景创新、算法迭代的全新阶段，竞争维度全面延伸至内容生态、社交链路、智能算法、履约服务等多元领域。

2.4 企业生态：显著存在的盈利层级鸿沟

从头部企业经营质量来看，中美优质企业的盈利层级差距依然显著，折射出两国产业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核心差异。《财富》世界500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仅为美国上榜企业的43%；剔除高盈利的金融行业后，中国非金融类上榜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79%，不足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

这一盈利鸿沟本质是产业结构差异的具象体现：美国产业体系以“高端科技+现代服务”为双核心，英伟达、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依托底层技术、品牌壁垒、专利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中国产业体系以“能源、基建、基础制造+互联网应用”为核心架构，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新兴产业领域形成全球领先优势，但整体盈利仍高度依赖规模效应，在芯片设计、基础软件、高端医疗器械等核心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受制于海外技术垄断。

值得关注的是，两国企业盈利差距正呈现结构性收窄态势。中国新能源、动力电池、光伏等优势产业的盈利水平已逐步追平甚至超越美国同行，但在底层硬核科技、高端创新产业领域的盈利差距依旧悬殊。这意味着中美商业竞争已进入“局部突破、全域博弈”的新阶段，中国产业升级实现单点突围，但整体层级仍需持续跃升。

三、经济学视角的制度逻辑阐释

3.1 沃尔夫：中美两种经济制度的系统性分野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理查德•D•沃尔夫（Richard D. Wolff），基于比较制度分析视角，深度阐释了中美商业发展差异的制度根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与商业竞争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必然。

沃尔夫提出，美式资本主义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短期逐利优先”为核心逻辑，美国企业为追逐更低生产成本、更高利润空间，持续将中低端制造业外包至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但资本的逐利性并未带动美国国内普惠式繁荣，反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就业流失等问题。“并非中国抢占了美国就业岗位，而是美国资本主动在全球寻找成本洼地，是资本主义逐利逻辑的必然结果”。他以高铁建设为例佐证这一制度缺陷：美国具备成熟的高铁研发技术，却始终无法建成规模化高铁网络，核心原因是高铁项目短期盈利空间有限，在纯市场化逐利逻辑下，社会公共效益让位于资本利润诉求。

对比来看，沃尔夫高度认可中国混合型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经济是高效的公私混合制度形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协同发力，政府牢牢掌握关键领域发展主导权，形成了市场化效率与战略性调控的有机融合”。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市场化盈利领域由民营主体充分竞争、提质增效；市场不愿涉足、关乎长远发展与公共利益的短板领域，由政府主动补位兜底，彻底突破了纯市场化逐利逻辑的局限，具备极强的长期战略执行力与风险对冲能力。

基于制度对比，沃尔夫判断，中美贸易遏制政策难以奏效，中国不会陷入西方预判的发展困境，反而会依托自身制度优势，持续完善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他评价道：“四十多年前，亚非拉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范本，寻求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而真正走出独特发展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从制度经济学维度来看，沃尔夫的研究厘清了两国制度的核心差异：美式资本主义坚守短期利润与股东利益优先，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兼顾市场效率与战略长远性，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适配大国长期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需求。

3.2 戈德伯格：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竞争新范式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皮妮洛皮•库亚努•戈德伯格（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从大国竞争演进视角，重新界定了中美经贸博弈的本质，提出两国可突破传统“修昔底德陷阱”的零和宿命。

戈德伯格指出，美国国内对中国产业崛起的认知，长期经历“否认—抵触—被迫接受”的演变过程。但随着中国产业全面升级，这一认知偏差逐步瓦解：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细分市场占据领先地位，制药产业从单纯模仿转向自主创新，半导体等核心领域持续取得技术突破。她强调，中国的产业崛起并非单一政策红利的结果，而是全产业链、全创新体系系统性转型的必然成果。

结合历史经验，戈德伯格警示，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冲突充分证明，大国零和博弈最终会导致双向损耗、两败俱伤，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根本无法承担全面对抗的代价。据此，她提出核心观点：中美竞争并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两国完全可以构建“竞争共存、良性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跳出传统霸权更迭的历史陷阱。

这一论断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理论形成呼应：大国霸权的衰落，核心诱因并非新兴势力的挑战，而是自身制度僵化、战略扩张过度、发展模式固化。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关键不在于对抗博弈，而在于能否构建制度化的竞争合作框架，实现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3.3 数字时代下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构

中国学者基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结合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重构趋势，完成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时代性升级。杨志浩、张其仔在《改革》期刊的研究中指出，美国推行逆全球化、主导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核心动因，是打破传统比较优势形成的稳态格局，通过规则重构、技术封锁重塑全球产业优势分配体系，遏制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

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通过科技封锁、制造业回流、资源垄断、规则扰乱等多重手段，针对性削弱中国在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制度成本、要素禀赋等领域的传统比较优势。面对外部遏制与产业变革，学者团队提出适配数字经济时代的“四型比较优势”培育体系：依托科技革命打造效率型比较优势，依托数据要素市场化培育要素型比较优势，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规模型比较优势，依托制度型开放构建制度型比较优势。

该理论框架突破了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重构了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逻辑：新时代的国家比较优势，不再单一依赖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传统要素，更多取决于制度治理能力、数据要素积累、底层创新能力与市场规模优势，为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培育新型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四、法学视角的国际规则博弈

4.1 国际经济法的“国家主义转向”

中美商业竞争不仅是市场层面的产业博弈，更是国际规则与法治体系的深度较量。南京大学法学院彭岳教授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直接推动国际经济法出现显著的“国家主义转向”，彻底改变了传统多边经贸秩序的运行逻辑。

所谓国家主义转向，即传统以WTO多边规则为核心、以公平开放为导向、以规则约束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被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单边制裁、出口管制、投资审查、长臂管辖为手段的权力政治逻辑侵蚀。具体表现为：各国频繁启用贸易救济措施、出口管制范围持续扩大、外资准入审查日趋严苛、跨境长臂管辖常态化，多边规则的权威性与约束力大幅弱化。

彭岳认为，当前大国经贸竞争已从传统互利共赢的分工合作，转向零和博弈的利益争夺，但本质仍是地缘经济竞争，而非纯粹的地缘政治对抗。在博弈过程中，中国始终坚守多边法治框架，所有贸易反制措施均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充分彰显大国法治担当与责任意识。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这一转向对传统国际法治体系构成颠覆性挑战。路易斯•亨金“法律约束国家行为”的经典国际法命题，建立在各国自愿恪守规则的基础之上；而当前大国竞争格局下，法律工具主义持续挤压规范主义，各国纷纷将国际法作为博弈工具，优先服务于本国战略利益，国际法治的公平性、稳定性遭遇严峻挑战，成为国际经济法学界亟待破解的核心理论与实践课题。

4.2 “脱钩”困境的自我实现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巍教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中美产业链“脱钩”的内在逻辑，提出“脱钩是自我实现的负面预言”这一核心论断。

李巍指出，中美之间每一轮的制裁与反制裁、限制与反制，都会向全球市场释放负面预期，倒逼跨国企业、产业链主体主动降低对对方市场与供应链的依赖。从纯经济效率视角来看，中美经贸深度融合符合双方比较优势，能够实现福利最大化；但在大国权力竞争逻辑下，国家安全、产业自主的战略诉求，持续压倒市场效率诉求，最终形成“主动脱钩、被动割裂”的产业格局。

这一现象也印证了理论认知的修正：过往研究高估了自由市场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大国权力竞争始终是主导国际关系、塑造产业格局的核心力量，市场效率必须服从国家战略与安全需求。这种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的核心张力，正是开放经济政治学范式的核心研究命题。

从实践来看，这一悖论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美国持续升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人才限制、产业封锁，人为割裂全球创新网络与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技术脱钩、产业脱钩从理论预言逐步变为现实，深刻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4.3 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的核心争夺

上海律协国际贸易与自贸区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坚律师提出，中美经贸博弈的深层核心，并非简单的产品、市场竞争，而是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的主导权之争。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是将传统大国权力对抗，转化为制度化、规则化的良性竞争与合作，重构全球经贸治理体系。

当前中美规则博弈覆盖多边经贸体系的核心领域：在WTO改革层面，两国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界定、产业补贴规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等核心议题存在根本性分歧；在数字贸易领域，双方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征管、个人隐私保护、数字市场准入等规则上立场迥异；在投资争端领域，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的适用边界、改革方向存在显著差异。

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杜明教授系统总结了大国竞争格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六大变革趋势：经济相互依赖转向“去风险”布局、司法化治理转向“去司法化”博弈、单边经济规制常态化、国际经济关系安全泛化、产业扶持政策回归、多边主义持续衰落。这些变革标志着全球经济秩序彻底告别新自由主义单一范式，进入多元博弈、规则重构的全新阶段。

从法社会学视角来看，国际经济法的正当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切换：传统以市场开放、效率最优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共识逐步瓦解，以国家安全、战略自主、风险防控为核心的竞争型秩序加速成型。这一变革的深远影响，可媲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对全球货币秩序的重塑，将长期主导全球经贸治理格局。

五、数商时代的全球竞争新前沿

5.1 数据要素的核心战略价值

迈入数商时代，数据正式取代传统流量，成为数字经济与产业竞争的核心生产要素。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纳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外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数据的核心生产要素地位，为我国数商产业规范化、市场化、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石。

当前中美数据领域竞争呈现“双轨竞合”格局，优势互补、博弈并存。美国依托亚马逊AWS、微软Azure、谷歌Cloud等头部平台，掌控全球核心算力基础设施与数据存储体系，主导通用大模型等底层数据技术原创创新，在数据基础领域占据全球霸权地位。中国则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海量场景优势，在产业数字化、场景智能化、政务数据开放应用领域形成特色优势，场景驱动、落地快速、迭代高效的特征凸显。

杨志浩、张其仔指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多元融合、创新组合，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种类扩容、质量跃升与效率升级，是中国培育要素型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弯道超车的核心抓手。

与此同时，数据要素市场化仍面临显著的法理与实践难题。数据具备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可无限复制的独特属性，与传统物权“排他性占有、消耗性使用”的核心逻辑完全冲突，对传统产权制度形成根本性挑战。如何平衡数据创新激励与公共流通价值，构建适配数据特性的确权、定价、交易、监管体系，是数商时代制度创新的核心命题。

5.2 产业链重构的数商赋能维度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数商产业发展深度交织、双向赋能，当前全球全球化进程呈现慢全球化、再中心化、高敏感性三大核心特征。其一，慢全球化：全球产业分工外延持续收缩，价值链扩张速度放缓，传统全球化红利边际递减；其二，再中心化：全球产业链核心枢纽从美、德双极格局，逐步演变为中、美、德三足鼎立的多中心格局，彻底打破传统中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其三，高敏感性：产业链韧性显著下降，地缘冲突、贸易政策波动、市场波动极易引发供应链恐慌性调整，产业体系稳定性降低。

在此背景下，数商企业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既是数据要素流通的核心载体，也是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升级的核心助推器，核心赋能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信息层赋能：通过全域数据汇集、整合分析，破解产业链信息不对称难题，降低产业协同的沟通成本与交易成本，提升产业链整体透明度；二是决策层赋能：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优化企业库存管理、物流调度、产能配置，实现产业链供需精准匹配，提升市场响应速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制度层赋能：通过数据确权、交易规则、流通标准的构建，规范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秩序，降低数据交易成本，打通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壁垒。

5.3 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博弈前沿

数商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成为中美欧三方规则博弈的核心新赛道，三类差异化立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承载着不同的国家核心诉求与价值取向。

美国依托《云法案》确立数据控制者标准，核心诉求是保障司法执法便利与国家安全，只要数据由美国企业掌控，无论存储于全球何地，美国政府均享有调取权限，优先维护本国监管与安全利益。欧盟依托《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数据属地标准，以人权保障、个人隐私保护为核心价值，严格规范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中国依托《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体系，聚焦国家数据主权、数据安全与产业发展权，对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出境实施常态化安全评估。

三大模式的价值分歧，导致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难以统一。美欧通过长期谈判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实现区域数据规则互通，但中美在该领域的制度化对话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随着中国数字企业加速出海、跨国数商主体持续壮大，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则冲突、监管差异将持续凸显，成为未来中美商业与规则博弈的核心前沿阵地。

六、结论与展望

6.1 核心研究结论

基于制度经济学、国际法学与产业经济学的多维分析，结合中美学者核心研究成果，本文得出四大核心结论。

第一，中美商业发展差异具备深层结构性、制度性根源。美国商业体系依托底层技术原创驱动，以基础创新构筑长期产业壁垒；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场景应用驱动，以市场迭代实现模式创新与产业普及。两种发展路径各有优劣，根植于两国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制度体系与发展阶段，本质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引导型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模式的系统性分野。

第二，中美经贸产业关系完成从互补到竞争的根本性质变。中国高端产业生产率的持续突破，打破了美国长期垄断的全球高端产业格局，是两国贸易摩擦、产业博弈加剧的核心根源。未来两国将长期处于“竞争为主、合作并存”的竞合格局，在硬核科技、高端制造领域竞争加剧，在全球气候治理、公共卫生、全球经济稳定等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合作空间。

第三，数商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新赛道，数据要素竞争力决定未来产业格局。美国在算力基础设施、底层数据技术领域占据先发优势，中国在应用场景、数据体量、产业落地层面具备独特潜力。未来十年，能够率先完成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全闭环、构建完善数据要素制度体系的国家，将抢占数字经济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第四，制度能力成为大国商业竞争的核心核心变量。中国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为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高效协同，能够兼顾短期市场效率与长期战略布局；美国发展的核心桎梏在于资本逐利逻辑过度主导产业发展，弱化了国家长期战略布局能力。未来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体系在创新激励、利益协调、风险管控、动态适配等维度的系统性较量。

6.2 发展展望与中国应对

中长期来看，中美商业博弈不会出现单向度的完胜或溃败，将长期维持良性竞争、动态平衡的格局。正如戈德伯格所言，大国共存、良性竞合，是中美两国唯一可行的发展路径。数商时代下，数据跨境流动、技术标准互认、产业链互补协同，将持续为两国保留广阔的合作空间，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跳出零和博弈思维，构建制度化的竞争合作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应对中美产业与规则博弈、实现高质量发展，需坚持多维战略布局。一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吸纳全球优质创新资源；二是加快数据领域制度创新，完善数据确权、交易、监管、安全法治体系，夯实数商产业发展基础；三是全面培育“四型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扩张向“技术突破+品牌升级+效率提升”全方位转型；四是主动参与全球经贸与数字规则重构，坚守多边主义，维护自身发展权益，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

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中美商业竞争与合作的走向，将直接塑造21世纪全球经济秩序。世界各国既需警惕全面对抗、阵营割裂的“新冷战”风险，也需积极推动两国构建良性竞合机制，依托多边体系搭建沟通桥梁、缓冲博弈矛盾，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新格局。

完成时间：2026年6月15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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