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Crystal Yuan

题目及审定 | 吴大中

2020年底，中国宣布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一天，很多人等了很久。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这是人类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而在这场战役中，有一群人的身影常常被忽略：那些深入偏远山区的基金会工作人员，那些扎根边疆的社会服务机构，那些默默运转的公益项目团队。他们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扶贫干部，却同样是这场战役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希望工程”的第一张大眼睛照片，到“免费午餐”让山区孩子吃上热饭；从“爱心包裹”寄往偏远学校，到如今的乡村振兴项目遍地开花——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国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然而，在国际社会，这份成绩单却鲜为人知。

当联合国讨论全球减贫经验时，来自中国的民间声音在哪里？当国际NGO制定发展援助标准时，中国公益组织的实践智慧被纳入了吗？当西方媒体塑造”中国公益形象”时，有多少内容来自中国民间组织的自我表达？

2023年，北京市新增4家社会组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消息传来，业内人欢欣鼓舞——至此，北京市累计拥有咨商地位的组织达到24家，居全国首位。

但把这个数字放到全球背景下，就不那么乐观了。

截至2025年7月，全球共有6786家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而中国大陆拥有这一地位的组织，总数约为73-100家，占全球的1%到1.5%。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88万家社会组织的国家，我们在国际民间社会的“席位”，甚至少于南非和巴西。

我们做了很多，但说得太少。成果丰硕，声量微弱。

一组尴尬的数字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是国际社会对民间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权威认可。获得这一地位的NGO，可以列席联合国会议、提交书面意见、参与政策讨论。某种程度上，这是民间组织进入国际舞台的”入场券”。

根据《人民论坛》2023年发表的研究，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陆获得这一地位的组织约73家，其中全面咨商地位仅3家，特别咨商地位69家，名册咨商地位1家。

同期，美国有703家，印度380家，英国227家，日本150家。

差距不止于此。

从1991年开始，中国陆续注册了一批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即总部设在中国、成员来自多个国家的NGO。三十多年过去，这个数字是多少？48家。而美国有超过7000家，英国438家，日本约400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48家中国INGO全部是社团类组织，没有一家是国际服务机构——这意味着在国际人道援助、发展合作等实操领域，中国民间力量的组织化程度几乎为零。

再看一组数据：2022年底，中国涉外社会组织约550-600家，仅占88万家社会组织总数的0.07%。这些组织普遍面临”四无”困境——无海外办事处、无专职国际员工、无经常性项目、无稳定资金来源。

中国近万家基金会中，真正“走出去”开展海外项目的，不足总数的1%。

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对称：6000多家海外NGO在中国开展活动，而中国NGO走向世界的步伐，极为缓慢。

有资格，却不发声

拿到了联合国的“入场券”，为什么没有好好使用？

一位业内人士曾坦言：“很多组织申请咨商地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国际认可度，而不是真的打算参与国际治理。”

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参与，仍停留在”参加会议和出国考察”的层面。真正在国际议题设置、政策倡导、规则制定中发挥实质性影响的，少之又少。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能力短板。国际化运营需要复合型人才——既懂专业领域，又精通外语，还熟悉国际规则和跨文化沟通。这类人才在公益行业极度稀缺，而行业的薪酬水平又难以吸引和留住他们。

其次是制度障碍。向境外汇款的审批程序复杂，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缺乏明确的法规支持，外籍员工和志愿者的管理办法不完善，社会组织薪酬受“管理费用占比”限制……这些看似琐碎的制度细节，构成了一道道”玻璃门”——看似透明，实则难以逾越。

还有观念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中，“做好事不留名”被视为美德。很多公益组织对“宣传”持保守态度，认为公益就应该低调、实干。然而，国际公益领域的逻辑恰恰相反：传播即影响力，发声即参与权。如果不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就会被别人定义；如果不参与规则制定，就只能被动接受。

西方NGO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倡导文化”——政策倡导、公众传播被视为核心工作，大量资源投入研究、出版、游说、媒体关系。而中国社会组织普遍重“服务”轻“倡导”，重“项目”轻“传播”。

这种差异，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民间力量在国际议程中”存在感”不强。

先行者的脚步

尽管整体滞后，但已有一批中国社会组织开始了国际化探索。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最早“走出去”的机构之一。早在2007年，他们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如今，基金会已在缅甸、尼泊尔、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设立海外办公室或开展长期项目。“国际爱心包裹”项目惠及10个国家75.8万名小学生，“微笑儿童”供餐项目为多国贫困儿童提供校园午餐。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迅速在尼泊尔、缅甸等国开展社区防疫和粮食援助，展现了中国民间力量的应急响应能力。

爱德基金会则强调“在地化”——与当地社区和政府深度合作，而非单纯的资源输出。2019年起，爱德在柬埔寨开展“国际教育发展项目”，这种模式更容易获得东道国的认可和支持。

2019年，“丝路一家亲”行动启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中外民间组织建立近600对合作伙伴关系，开展300余个民生合作项目。72个国家和地区的352家民间组织结成“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开展民生项目和各类活动500余项。

这些探索表明，当国家战略与民间力量形成合力时，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参与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他山之石

空谈“应该如何”没有意义。真正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

加拿大的做法值得关注。根据加拿大合作组织2024年发布的报告，加拿大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约占官方双边发展援助总额的20%左右，2022/23财年达到15.52亿加元（约10.93亿美元）。换句话说，加拿大政府每花5美元援助，就有1美元通过本国NGO来执行。NGO不是援助的旁观者，而是核心执行者。

日本的经验同样有借鉴意义。日本外务省明确将本国NGO定位为“开发协力的战略伙伴”，建立了“日本NGO连携无偿资金协力”等多个支持机制，为NGO参与国际发展提供政府资金、能力建设和项目对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全球97个国家设有海外办事处，项目覆盖150多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双边发展组织之一。

OECD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将国际援助资金的一定比例交由本国民间组织执行。这不是对NGO的“施舍”，而是基于务实的考量——NGO更贴近当地社区，能够识别真实需求；NGO的项目执行成本通常低于政府机构；NGO是”民间外交”的天然载体，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可以培育本国NGO的国际化能力。

反观中国：2021年，《对外援助管理办法》首次将社会组织纳入对外援助体系，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后续的实施细则、资金比例、准入条件等仍不明确。

基于国际经验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有几个方向值得探索：在法规层面明确“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和登记路径；建立对外援助的“政社合作”机制，将一定比例的援助资金交由民间组织执行；扫清外汇管理、海外设点、人员派遣等具体制度障碍；建立跨部委协调机制，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搭建行业支持平台，促进经验共享和能力建设。

制度改革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谈。目前，中国高校中开设“国际发展”或“国际公益”相关专业的极少。支持高校开设相关专业、鼓励社会组织与国际机构开展人员交流、支持青年公益人参与国际项目——这些都是培育国际化人才的可行路径。

一个需要回应的声音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越来越常见：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越来越有自信，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为什么还要和国际组织交流？那些国际NGO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种想法，恰恰是不成熟的。

必须承认，中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脱贫攻坚的成功、乡村振兴的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实践样本。我们有理由自信。

但自信与自闭是两回事。

越有成就，越需要被世界看到。中国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探索出的“精准扶贫”模式、在互联网公益中创造的“99公益日”众筹机制、在乡村振兴中实践的“社会企业”路径——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借鉴价值。但如果我们自己不说，谁来说？现实是，在国际发展领域，关于“如何做公益”的主流叙事，仍然由西方NGO主导。他们的经验被写成教材、编入标准、传播到全球。而中国的经验，往往只停留在中文世界。

越强大，越需要参与规则制定。国际规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参与者共同制定的。以气候变化领域为例：碳排放核算标准、绿色金融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要求——这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西方NGO深度介入每一个环节。如果中国的环保组织、公益机构不参与，结果就是：我们只能被动接受由他人制定的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

学习从来不是示弱。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探索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同。即使是发达国家的NGO，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筹资模式、治理结构、透明度标准、跨国协作机制。同样，发展中国家的NGO也有独特的经验。印度的小额信贷、孟加拉的社会企业、非洲的社区发展——这些实践对中国同样有启发。真正的自信，不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人学习”，而是“我有能力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同时分享自己的经验”。

日本在经济腾飞后，JICA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组织之一。韩国在摆脱受援国身份后，迅速建立起完善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变强了”就关起门来，恰恰相反——他们把国际参与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而不是因为“自信”而选择“自闭”。

让世界听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民心相通”被反复强调为“五通”的社会根基。然而，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相比，“民心相通”的进展相对滞后。

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民间力量尚未真正走向世界。

15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在这些国家开展长期项目的中国民间组织有多少？当地民众接触过中国NGO工作人员吗？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来自媒体报道，还是来自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交流？

民间外交的核心，从来不是官方声明和外交辞令，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一段段具体的合作记忆。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世界并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服务了近亿贫困人口，在乡村振兴中深耕数十万个村庄，在灾害救援中展现了高效的动员能力，在环境保护中推动了无数社区的改变。这些成就，是中国故事最真实、最动人的篇章——但它们大多只存在于中文语境中，从未被系统地讲述给世界。

真正的大国自信，不是“我们不需要世界”，而是“我们有能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当中国的公益实践、社会创新、治理经验能够走出国门、影响全球，中国的国际形象才会从“经济崛起”走向“文明引领”。

让更多想做公益的中国人有低门槛的施展舞台，让更多中国社会组织有能力、有资源、有通道走向国际，让世界通过中国民间力量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不仅是公益行业的发展需要，更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需求。

成就已经积累，是时候让世界听见了。

附录：核心数据速览

（本文综合《人民论坛》、《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4）》、民政部数据、外交部白皮书、中国发展简报、Cooperation Canada等资料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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