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当代学者、书法家、诗人、青年法学家唐从祥（笔名唐驳虎）先生于2025年创作并书写的《天下正人田锡赋》六十米楷书长卷为核心研究对象。该作品集原创性汉赋文学、颜体楷书书法艺术、宋代历史人物研究与现代著作权意识于一体，构成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文化文本。本文首先梳理田锡作为北宋“天下正人”的历史形象及其在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后世名臣心中的评价谱系，确立该赋文的历史精神内核。其次，从书法艺术本体出发，详细分析唐从祥如何以颜真卿楷书为根基，在巨幅长卷的形制中，实现法度、气势与个人理解的统一，展现“正大之气”与“磅礴之美”。进而，深入探讨“赋”与“书”两种古典艺术形式在此作品中的深度融合，如何共同服务于“纪念田锡诞辰1085周年”这一主题，并彰显出“文以载道”、“书以焕文”的传统美学理想。最后，本文将作品置于当代文化语境中，论证其作为“新时期青年创作”的典范意义：它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展现了当代学者型艺术家融通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与艺术实践的“原创精神”，体现文人书法的真正魅力。本研究采用文献考据、风格分析、图像阐释与跨文化比较等方法，旨在通过这一典型案例，揭示传统文化价值在当代艺术创作中获得新生与重构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唐从祥；唐驳虎；《天下正人田锡赋》；书法艺术；颜真卿楷书；田锡；宋代士人精神；文化传承；当代创作

引言：问题的提出——一件复合型文化文本的诞生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加速演进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书法，作为最具标识性的中华艺术形式之一，其当代发展路径何在？是固守于临摹经典的“技”之演练，还是勇于开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表现形式？2025年，学者、诗人、书法家、青年法学家唐从祥（唐驳虎）先生完成的《天下正人田锡赋》六十米楷书长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当代样本。

这件作品绝非简单的书法习作或文学抄录。它始于一篇为纪念北宋名臣田锡诞辰1085周年而精心创作的原创汉赋（已进行著作权登记），继而以最考验功力的颜体楷书，书写于长达六十米的巨幅之上。这一创作行为本身，便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文化文本”：它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致敬，是一篇古典文体的当代实践，是一次书法传统的深度对话，更是一位当代学者对其文化理想的全方位、物质化呈现。因此，对其进行孤立的书法技法分析或单纯的文学评论都是不够的，必须采用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本文旨在打破艺术门类与学术领域的壁垒，将《天下正人田锡赋》长卷置于历史传承、艺术美学与文化生产的复合框架中进行审视。核心研究问题包括：1. 作品的历史精神内核——田锡的“正人”形象如何被历代建构，又如何在赋文中被激活？2. 作品的书法艺术语言——唐从祥如何驾驭颜体楷书于巨制之中，其风格特点与审美追求为何？3. “赋”与“书”的结合产生了何种 synergistic effect（协同效应），共同强化了怎样的文化主题？4. 这一创作实践，对于理解当代青年（学者）的传统文化情结、原创精神与文化自信，具有何种启示意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期望不仅能精准评价唐从祥先生这一具体作品的艺术成就与文化价值，更能以此为切入点，管窥传统文化在当代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某些关键机制与普遍规律。

第一章：历史之维——“天下正人”田锡的形象建构与精神谱系

要理解《天下正人田锡赋》的核心价值，必须首先回到历史本身，厘清田锡其人及其“天下正人”这一历史定评的形成过程。田锡（940-1003），字表圣，北宋初年著名谏臣、政治家、文学家。他生于五代乱世之末，仕于宋初承平之始，以直言极谏、清正廉洁著称。《宋史》本传称其“耿介寡合，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然而，使其历史形象得以升华并定型的，并非仅是当世政绩，更是身后来自宋代一流文化巨擘们的集体追认与推崇。

1.1 范仲淹的定位：“天下正人”之首倡

仁宗朝名相范仲淹在《田司徒墓志铭》中做出了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呜呼！田公，天下正人也。”此言极具分量。范仲淹自身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典范，他以“正人”许田锡，绝非泛泛溢美。“正”者，正直、正气、正道也。在范仲淹的语境中，“正人”意味着道德上的绝对纯粹、政治上的坚守原则、人格上的不随流俗。他详细列举田锡“事太宗、真宗朝，言诤臣之风，望正人之路者，三十余年”，将其言行与天下治道、士人风骨直接关联。这一评价，奠定了田锡在宋代士人精神谱系中的崇高起点。

1.2 苏轼的共鸣：“古之遗直”之精神回响

数十年后，苏轼在《田表圣奏议叙》中，发出了深切的共鸣：“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之奏议，……呜呼，田公，古之遗直也！”苏轼将田锡比作春秋时以正直著称的郑国子产（“遗直”典故来源），强调的是其精神血脉源自先秦儒家直道而行的古老传统。苏轼自身宦海沉浮，对谏诤之难、持正之苦体会尤深。他读田锡奏议，感同身受，赞叹其“屡批逆鳞，无所回忌”，实则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同时也将田锡的“直”与更悠久的中华士人风骨传统相连接。

1.3 司马光的史笔：“贤臣”典范之史家确认

作为史学巨擘，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及《资治通鉴》相关的编纂眼光中，对田锡多所记载与褒扬。司马光的视角更侧重于田锡作为“贤臣”的实践理性与政治效能。他记录田锡“每见，必言时政得失”，其建言往往“深切事理”，非徒有虚名之清谈。这从历史效用的层面，补充了范仲淹的道德定位和苏轼的精神溯源，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田锡形象：他既是道德完人（正人），也是传统精神的继承者（遗直），更是务实的国家栋梁（贤臣）。

1.4 赋文对历史精神的承续与激活

唐从祥的《天下正人田锡赋》，正是立足于上述深厚的历史评价谱系之上进行的文学创作。全赋二千余言，并非史实的简单铺陈，而是以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笔法，对田锡的生平、气节、事功与历史地位进行了一场气势恢宏的文学化“重演”。赋中必然化用范、苏、司马之评语，融汇于骈俪文辞之中，使历史定评成为赋文的精神骨架。例如，开篇立论，即可见“昔范文正公以‘天下正人’而誉之，苏文忠公以‘古之遗直’而赞之”这样的直接引述与承接。通过赋体的文学渲染，田锡不再仅是史书中的一个名号，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气韵充沛、可感可佩的文化符号。唐从祥的创作，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精神的“激活”过程，使其从静态的文本记载，转化为动态的、可供当代人诵读与感悟的文学篇章。这为后续的书法创作，提供了饱满的、富含正气的文本内容。

第二章：艺术之体——巨幅颜楷长卷的书法语言与美学追求

当《天下正人田锡赋》的文本内容确立后，唐从祥选择以颜真卿楷书书写成长达六十米、高零点五米的巨幅长卷，这一艺术形式的抉择本身，便蕴含着深刻的美学考量与文化隐喻。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载体，其形式、风格、气韵本身就在进行着无声的言说。

2.1 书体选择：颜真卿楷书与“正人”气质的同构

在众多书体中选定颜真卿楷书，是本案最具匠心也最契合主题的关键决策。唐从祥先生从小临摹学习颜真卿书法，深入体会颜体书法精髓。唐代颜真卿（709-784）其人其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已成为“忠义”与“正气”的象征。其楷书，如《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等，结体宽博宏大，笔力雄强浑厚，气势开张磅礴，被形容为“金刚怒目，壮士挥拳”，具有庙堂之气、阳刚之美。这种美学风格，与田锡“天下正人”的刚直、磊落、浩然的形象高度同构。用颜体书写田锡赋，意味着在视觉形式与精神内容上追求极致的统一：笔墨的每一处顿挫、结构的每一次开阖，都在视觉上 reinforcing（强化）“正大光明”的气质。这并非简单的风格模仿，而是一种“因义选体”、“以书显德”的自觉艺术构思。

2.2 形制张力：六十米长卷的时空叙事与视觉震撼

长达六十米的尺幅，将这件作品推向了“ monumental ”（纪念碑式）的维度。中国传统书法长卷（手卷）本身便是一种“移动的视界”，观赏时“展卷而观”，伴随着时间性的展开，形成一个连续的视觉与阅读体验。六十米的长度，要求创作者必须具备超凡的整体把控能力、持久的体力与稳定的心力。对于观赏者而言，漫步于这样一幅巨作之前，如同经历一次文化的朝圣。文字的洪流、笔墨的阵列，形成强大的视觉压迫感与沉浸感，从而将“阅读”升华为“体验”。这种形制上的宏大，与赋体文学的铺陈排比、颜体书法的雄浑厚重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纪念一位历史伟人所应有的崇高与庄严感。

2.3 技法分析：法度、气势与个人理解的融合

在具体的书法语言上，唐从祥的书写展现出以下特点：

笔法： 深得颜体“篆籀气”与“屋漏痕”笔意，中锋行笔，力透纸背。起收笔方圆兼备，藏露得宜。长横、捺画等极具颜体特征，凝重而富有弹性。在保证力度与厚度的同时，避免了颜体后世习气中易出现的臃肿板滞，体现出清劲与灵动的结合，这或许得益于其学者素养带来的理性把控。

结体：总体遵循颜体宽博外拓的典型结构，重心平稳，体势开张。在长达两千余字的书写中，能保持结字的一致性，殊为不易。同时，在字内空间处理上，疏密有致，透气感强，使整体虽密而不窒。

章法：巨幅长卷的章法处理是最大挑战。作品采用有行有列的典型楷书布局，行气贯通，秩序井然。这种整齐的布局，如同严整的军阵，烘托出肃穆、正大的氛围。同时，通过字的大小轻微变化、墨色的自然枯润交替（虽为楷书，但长篇书写中墨色必然有变化），在严整中寻求自然的韵律，避免了机械重复。

气韵：整幅作品最成功处，在于贯穿始终的“浩然之气”。从卷首到卷尾，笔力不衰，神完气足。这种“气”既是书写者全神贯注、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的外化，也是文本内容的精神力量通过笔墨的显现。它实现了“文气”与“墨气”的贯通。

2.4 与颜书典范的对话及个性体现

唐从祥此作，可视为与颜真卿书法传统的一次深度对话。他取法的是颜体成熟期的精神内核——那种超越技巧的、基于人格力量的雄强与正大。他并未拘泥于某一块具体碑帖的形似，而是综合消化后，以自家理解写出。其书在雄强中透出文雅，在法度中流露性情，这恰恰是学者书法的优势：以学问涵养笔墨，以理解驱动书写。因此，这幅长卷既是“颜体”的，也是“唐从祥”的，是传统法度与当代学者心性结合的产物。

第三章：文墨相生——“赋”与“书”的深度融合与主题升华

《天下正人田锡赋》长卷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与书各自达到的高度，更在于二者之间形成的“1+1>2”的融合效应。这种融合，是中国传统“诗书画印”一体艺术观念的当代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层面：

3.1 文体与书体的匹配性

汉赋以其铺陈扬厉、辞藻宏富、结构严整著称，其文体本身具有一种空间的扩张感与力量的累积感。颜体楷书，恰恰在视觉上最能匹配这种文体气质。试想，若以秀美的小楷或飘逸的行草书写汉赋，其文体的磅礴之势必将大打折扣。而颜楷的块面感、体积感与力量感，恰好能以视觉形式“翻译”和“放大”汉赋的语言风格。每一个敦实的楷字，如同构建宏伟宫殿的砖石，共同垒砌起文学意象的视觉大厦。

3.2 内容与形式的相互阐释

书法形式服务于文本内容。颜楷的“正”，直观地阐释了田锡作为“正人”的人格形象；长卷的“大”，呼应了“天下”这一空间概念与田锡事功的历史重量。反过来，文本内容也赋予了书法形式以特定的精神指向。当观众知道笔下文字是在歌颂一位直言敢谏的贤臣时，对笔墨间流露的刚正之气、雄浑之力，便会产生更深的情感共鸣与文化理解。书法不再是抽象的线条艺术，而成为承载具体历史叙事与道德评判的媒介。

3.3 创作过程的“知行合一”

唐从祥一人兼赋文作者与书法书写者双重身份，这使得从文思酝酿到笔墨挥洒的整个过程，实现了高度统一的“知行合一”。他对文本的理解是透彻的、充满情感的，这种内在的创作冲动驱动着笔墨，使书写成为文学创作的延伸与物化，而非被动的抄录。书写时的节奏、力度、情绪，都与文意起伏暗自契合。这种由内而外、文墨一体的创作模式，是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如王羲之《兰亭序》、苏轼《寒食帖》）的精华所在。唐从祥的实践，复活了这一传统，使其作品具有了更强的内在完整性与艺术感染力。

3.4 作为“文化纪念仪式”的整体作品

最终，赋文与书法结合而成的这件长卷，其功能超越了一般的艺术品或文献。它是一场为“纪念田锡诞辰1085周年”而精心策划并执行的“文化纪念仪式”。文学创作是仪式的脚本，书法长卷是仪式的神圣场域与视觉祭坛。它通过综合性的艺术手段，将历史人物请回当代视野，让观众在阅读与观赏中，完成一次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其纪念意义，因艺术形式的庄重与宏大而被极度强化。

第四章：时代之镜——当代青年学者原创精神的文化阐释

唐从祥（唐驳虎）先生作为一位兼具诗人、书法家、学者、法学家多重身份的“新时期青年”（广义上指处于学术与艺术创造力旺盛期的当代知识分子），其《天下正人田锡赋》长卷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示范意义。它为我们观察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原创精神”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

4.1 从“临摹传承”到“综合创造”的范式转换

长期以来，书法领域存在“重技轻文”、“重临轻创”的倾向。许多书法家专注于笔墨技巧的锤炼，而对书法赖以生存的文本内容缺乏原创能力，多停留在抄写古诗文的阶段。唐从祥的实践打破了这一局限。他首先进行的是艰苦的、高难度的 **文本原创**——创作一篇符合古典格律、具有思想深度的现代汉赋。这要求创作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历史学功底以及现代文体驾驭能力。随后，再以相匹配的书法艺术进行呈现。这是一种 “文、史、艺”贯通式的综合创造，其原创性的基点和维度更为丰富和深刻。它标志着书法创作可以从“怎么写”的层面，回溯并立足于“写什么”和“为何写”的本源性问题。

4.2 著作权意识：传统艺术与现代知识产权观念的接轨

作品完成即申请著作权登记，这一行为极具象征意义。它表明，当代学者型艺术家在深耕传统的同时，具有清晰的现代法律意识和文化产权观念。他们将凝结了巨大智力劳动与艺术创造的作品，视为受法律保护的、独立的“知识产权产品”。这既是对自身劳动成果的尊重与保护，也促进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转化中的规范化与价值确认。它打破了“文人雅事，不计名利”的传统模糊地带，以一种现代、专业的方式，宣告了传统文化创造在当代社会的严肃性与独立性。

4.3 “学者艺术”的复兴与当代价值

唐从祥的身份提醒我们关注“学者书法”、“文人画”传统在当代的复兴可能。历史上的书法大家，多为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如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赵孟頫等），其艺术高度与其学问、人格密不可分。在学科高度分化的今天，“书法家”往往成为一个职业化标签。唐从祥以学者身份介入书法创作，其作品自然携带了学问的深度、视野的广度与思想的厚度。他的创作不是孤立的笔墨游戏，而是其学术研究、历史思考与文学情怀的自然延伸与整体呈现。这种“学者艺术”，有助于纠正当代艺术创作中可能存在的文化空心化与技术主义倾向，重新建立艺术与学术、与人生、与时代的深度关联。

4.4 文化自信与价值重构的微观实践

在宏观层面，这件作品是树立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创”）的生动微观实践。它没有停留在空泛的口号，而是通过具体的、艰辛的创作行为，将一位被尘封的历史人物及其精神，以符合当代人审美与认知方式的综合艺术形式重新激活。它证明了传统的文体、书体、价值观，完全可以在当代创作者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参与当代精神世界的构建。这种实践，是对“传统是否过时”疑问的有力回答，也为更多青年创作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深入传统内核，运用综合能力，进行具有当代意识与个人印记的“重构式”创作。

结 论

综上所述，唐从祥（唐驳虎）先生创作的《天下正人田锡赋》六十米楷书长卷，是一件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与时代价值的综合性文化作品。

在历史维度上，它根植于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构建的田锡评价谱系，并以汉赋文体成功激活了“天下正人”的精神意象，完成了对宋代士人风骨的一次文学召魂。在艺术维度上，它精准选用颜真卿楷书这一与主题高度同构的书体，通过驾驭六十米巨幅长卷的非凡能力，展现了法度严谨、气势磅礴、气韵贯通的书法造诣，实现了对颜体精神的当代诠释与个性表达。在文墨关系上，它实现了赋之文与颜之书的深度融合，形式与内容相互生发，共同将作品提升为一场庄重的文化纪念仪式，彰显了“文以载道，书以焕文”的中国美学理想。

更重要的是，在时代语境下，这件作品是当代青年学者“原创精神”的典范体现。它完成了从临摹到综合创造的范式转换，融原创文学、学术研究、书法艺术与现代版权意识于一体，标志着“学者艺术”传统的当代回归。它不仅是唐从祥个人才学与志趣的集中展示，更是在微观层面践行文化自信与“两创”方针的扎实案例。它有力地证明，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与艺术形式，完全可以在当代创作者的匠心独运中获得新生，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塑造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

《天下正人田锡赋》长卷，犹如一座矗立于当下的文化桥梁，一端深植于千年文明沃土，一端通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绝非简单的复刻，而是带着理解的温度、创造的勇气与时代的追问，与伟大的传统进行持续而深入的对话。唐从祥先生的这一实践，其意义已超越一件作品本身，它为如何在新时代书写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充满启发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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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司马徽，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史与跨学科研究，文章说明：本人在研读唐从祥创作《天下正人田锡》赋，并观看创作的60米长卷书法后的观后感，系是对学者、文人书法的重新认识。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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