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球AI预测领跑2025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贝拉谈母语、江河与祖国

“一个旅外作家若依然使用母语，就不曾远离祖国；黄浦江于我，就如恒河于泰戈尔。” —— 贝拉

我曾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目睹一群印度移民用《流浪者之歌》庆祝他们的民族节日。每一个音符如同携带着千年未褪色的乡愁，仿佛穿越了无尽的时光；我曾在二战的黑白纪录片中，看到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依旧用母语记录着日复一日的生死历程。那一字一句，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便身体已被囚禁，灵魂依旧在自由呼吸：我也曾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看到一位耄耋的老华侨，拉着二胡，奏响《二泉映月》，琴声哀婉，仿佛是他对祖国作深沉的告别；而在东京的电车里，我偶遇一位巴西裔老太太，她静静地敲击着手机屏幕，写出那句：“故乡的桥，还在吗？”她指尖与文字的碰撞，成了她漂泊心灵的寄托；在柏林的老墙旁，我看到一位叙利亚画家，在斑驳的墙面上描绘着故乡庭院里那棵苍翠的橄榄树，尽管祖国早已远去，树依旧见证着岁月流转与无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漂泊的灵魂。

全世界的异乡人，或许都有各自不同的离乡理由，或因命运的安排，或因无奈的选择。可是，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往往也是自我认同的割离，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瞬间变得遥不可及。而母语，便成为了他们心灵的寄托，是那片遥远的大地，祖先们曾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地方，它仿佛是漂泊者永恒的港湾。

我小时候，曾因手持筷子的方式——离筷子尖端较远、即“拿得高”，被阿娘（奶奶）预示将来会远嫁。清代典籍《嫁娶记》里曾记载：“筷长七寸六分，女执其末，远行千里。”这其中的文化符号，告诉我们筷子方头圆身，象征着“天地人”；而高位持筷，则暗示着与“天”（即远方）相应。虽然我并未远嫁，但我确实远行了，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注定了我年少告别故乡。

当我第一次在日本读到川端康成的《雪国》，那份触及心灵的青春哀愁与美，让我沉醉其中，他将日本北部的静谧与忧愁、严寒与温柔，编织成了一幅无声的画。川端康成所写的，是日本的美，但那份孤独与寂寞却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这份孤独感，随着我的远行，始终未曾离开，它穿越了国界，跨越了时空，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情感符号。那一刻，我种下了孤独的种子，并在孤独中思索，如何通过文学去回望故乡。而我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正是在那时孕育的文学梦想。

漂泊，也许是作家宿命的轨迹，但离故乡愈远，心愈近。泰戈尔是一个流浪者，他在孟加拉语的字句中，歌唱着印度的黎明与黑夜，歌唱着那条永不停歇的恒河。泰戈尔曾说：“祖国是一种感觉，是一首深情的诗。”他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旅行、讲学，但无论他走多远，心中那条恒河的水流，始终没有离开他。泰戈尔的诗，是对故乡的永恒召唤，是心灵在每个流亡的夜晚向祖国伸出的手。

托马斯·曼也曾说：“作家的良知，永远是为祖国发声。”即便托马斯·曼身处他乡，他却从未放弃捍卫那份德国精神。每一行字，每一个描绘，都在回应那段沉重的历史，他的文字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挽歌，它更是对祖国文化不屈不挠的守护。

塞缪尔·贝克特，生于爱尔兰，却用法语写下荒诞的《等待戈多》。他一生漂泊法国，但他对家乡荒凉与寂寞的深切感知，成就了荒诞文学的巅峰。他向世界宣告：身份并非语言，灵魂才是祖国。

约瑟夫·布罗茨基，被苏联流放，最终在纽约获得永生。他以英语续写俄语诗的魂魄，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说：“祖国是母语，尽管我用别的语言写诗，但梦中，永远是俄语。”

在世界文学的高原上，太多作家远离故乡，他们的灵魂始终被那份属于故乡的诗意牵引。祖国，是他们内心深处永恒的诗篇。或许漂泊一生，少有归去；然而，他们用笔植根，在语言的纸张上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故园。终有一日，当山河的沉默被唤醒，历史将铭记那些远行的灵魂。它们如同飞鸟，最终将在梦中归巢。远离，是另一种靠近。我在母语的风中徜徉，梦里是故乡的灯塔。

人类追寻美，是在困顿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每当晨曦初照，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故乡那熟悉的夜色。我的文字，在远离它的海岸上书写故乡的味道；在异国的港口，依然看见童年的外滩。我的文学，朝着故乡的方向生长，如火焰般将归属感紧紧缠绕在灵魂深处。它们是对过去的追忆，是对远方的呼唤，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祖国，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坐标，它是深藏在母语中的旋律，是那片永远无法割舍的山河，是我笔下永恒流动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