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作为传统的东方社会国家，面临着外部冲击与内部失衡问题，深陷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亟需回应的根本问题。建党前后，李达以唯物史观为工具，立足近代中国特殊情景，着眼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在逻辑、现实条件与实现路径等的理论思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本土化阐释，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一、基于唯物史观矛盾原理，剖析社会转型困境，强调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是剖析社会结构变迁、把握社会转型的科学工具，也是李达探索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依托。该原理指出，社会转型实际上是社会有机体内部多样化矛盾尤其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演进的结果，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必须基于既定社会基本的、具体的矛盾形态以及相应的结构特征，摒弃机械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社会矛盾理论，在剖析近代社会矛盾生成缘由、具体样态、作用方式等基础上，辨析各类社会思潮局限，从规律层面强调了近代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

近代以降，中国思想界围绕社会发展出路的讨论此起彼伏，提出了多样化的社会改造方案，但大多流于社会表层问题的阐释，缺乏对社会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把握，无论是理论解释力还是实践适配性都存在明显不足。以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倡导个人自由，将社会问题归因于制度与治理的存在，主张消除一切制度束缚、依靠个体力量实现社会变革。以胡适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聚焦行政微调、民生琐事等浅层问题，试图通过碎片化的点滴改良推进社会发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秉持实业本位的发展思路，将发展实业视为唯一有效路径。上述观点和方案未能综合考量近代本土社会在社会结构、治理体系与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多重约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其面临的复合型转型困境。

基于唯物史观矛盾理论的视角，李达对近代各类社会思潮予以辩证分析。他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困境并非单向度的治理乏力或经济贫困问题，而是多重结构性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传统社会秩序与民众诉求的冲突、近代产业衍生的社会矛盾、外部势力约束与内部治理失衡等，共同构成近代社会转型的阻碍，不消除这些障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就无法实现。而以往的各类方案，仅致力于社会表象问题的探讨，未涉及结构性、根源性矛盾的解决，故而不具实践可行性。在调研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产业发展、民生状况与外部环境等基础上，李达进一步明确了近代社会转型的核心阻滞因素，认为外部的强力干预与内部的治理失序，是阻滞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一判断，李达提出，近代本土社会的转型无法遵循循序渐进的线性发展样态，应基于其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殊情形，依托其独有的条件，实现区别于常规形态的转型路径。显然，李达这一论断立足近代中国本土社会独特的矛盾结构与转型场域，科学阐释了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性。

二、立足唯物史观历史理论，研判社会转型条件，论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行

唯物史观提出，社会历史演进是客观规律作用与主体能动实践的辩证统一。人类社会发展需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但规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各国家、民族发展路径的同质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结构模式、社会主体构成等存在差异，各民族、各国家会呈现不同的演进节奏。建党前后，机械经济决定论秉持者单纯以产业发展程度、经济体量多少等作为评判社会转型潜力的因素，否定近代中国存在跨越式特殊转型的可能性。针对这一错误观点，李达基于唯物史观，在阐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外多样化转型实例，重新研判本土社会主客观条件，从理论层面论证了近代中国依托自身特性，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可行。

近代中国产业薄弱、经济落后，有人据此提出，社会发展只能依照循序渐进的迭代路径，无法实现跨越式的转型突破。对此，李达强调，社会转型与发展进阶源于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除却经济因素外，社会矛盾的存在、社会主体的觉悟、社会组织的整合等，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故后发国家和民族在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也可以凭借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突破常规发展样态，走出适合自身国情的转型道路。对此，李达以中外社会转型实例为参照进行实证分析。他举例指出，俄国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由于社会主体组织成熟、诉求强烈，故通过其主观能动性的高效发挥，最终突破了常规发展路径，成为其他后发国家差异化发展的仿效对象。反观英美等先进国家，虽然产业发达、基础雄厚，但缺乏应有的主体动力与变革需求，最终未能实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型。这一比对深刻印证了唯物史观阐明的辩证逻辑：社会发展绝非源于经济发展的单向推动，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后发国家突破传统发展路径、实现特色转型的重要动能。

针对梁启超等人否定近代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论断，李达立足本土社会发展实况展开辨析，系统分析了本土社会实现跨越式转型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指出，从客观物质条件来看，近代中国虽然落后，但也已开启近代产业的发展进程，并初步具备了支撑社会结构大幅调整的物质基础。从主观条件来看，近代中国多重社会矛盾的存在，传统改良方案的失灵，致使全社会存在普遍的革新诉求。此外，伴随产业而产生发展壮大的工人群体，也为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储备了主体力量。综合可知，近代中国已然具备突破社会转型常规样态、探索跨越式发展道路的主客观因素，其差异化、特色化的社会转型路径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演进的基本观点。

三、秉持唯物史观辩证方法，探索社会转型路径，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策略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注重不同国家、民族特殊性的考量，肯定各个国家、民族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特殊社会结构、不同发展境遇等造成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坚决反对将社会转型样式唯一化、模板化。这一根本原则，构成李达推进唯物史观本土化、探索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路径的根本依据。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后发被动、复合转型特点，这与西方自发内生、渐进成熟的转型存在明显差异。针对当时主张机械照搬域外理论、盲从他国发展范式的社会思潮，李达立足近代本土独特转型场域，提出了切合实际的社会转型路径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策略。

李达指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否定各国家、民族特殊的发展时序、样态、路径，反而是以此为前提和表现形式。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与内外交织的转型难题，造就了中国独有的转型场域。机械照搬他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只会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无益于本土社会的结构性革新。结合近代中国农业主导、民众庞大、矛盾集中等实际，李达强调，如采用碎片化改良、渐进式发展的社会转型模式，仅能实现表层秩序的调整，无法突破本土社会的结构性、深层性发展桎梏，难以实现社会经济形态的整体性变革。只有依托广泛、多样的社会群体力量开展系统性、彻底性的社会革新，才能快速突破社会发展的传统桎梏，推动近代社会实现非常规的、跨越式的现代转型。

在确定转型具体路径的基础上，李达进一步提出了符合本土国情的转型手段与策略。他指出，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议会改良与工团主义运动等手段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不可行。结合近代中国农耕社会底色与工农群体结构特征，他认为，走工农联合的劳农主义直接行动才是本土社会转型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李达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一国社会转型模式普适化、神圣化的观点和做法，强调理论的运用需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以俄国为参照，在厘清当时思想界对俄国社会转型片面误读、误解的同时，明确他国经验仅可借鉴参考，不可照抄照搬。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严格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发展水平、国民素养等，实施符合本国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政策和策略。

结语

建党前后，李达基于唯物史观的相关学说，结合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特殊场域，对思想界各类社会转型观点与教条化认知进行了辨析，从必然性、可行性、实现路径三个方面，推进了唯物史观的本土化阐释与实践运用。相较于当时思想界简单移植域外理论解决本土社会转型难题的缺陷，李达立足近代中国后发国家实际，提出了实现社会转型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方案。其理论探索是建党前后唯物史观本土化阐释和运用的重要成果，对于破解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困境，推进中国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2021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党前后李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21JD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欧永宁（1974-），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吴翠云（1975-），湖南科技学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图书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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