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十分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体前提和积极途径之一，就是学习中华优秀传统人生修养智慧，其中“正德利用厚生”思想就十分重要。

儒家重视“‘正德’‘利用’‘厚生’”的致思，其思维的逻辑起点在于“正德”，结果仍然落在“正德”上。“仁”“智”“圣”是儒学思维的最高追求。

“正德”“利用”“厚生”思想渊源深厚，《尚书·大禹谟》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庸》释义：“正德”即尽人自身之本性，以端正人之德性；尽万物之固性，以厘正万物之德性；“正”则意为世间万事万物之本性平直公正，不偏斜；利用，指利用自然资源；厚生，使生民的生活富足，充裕。和，和谐，协调。这表现了禹治理天下的理念中把“正德”置于首位，并视作 “利用”“厚生”的前提。

“正德”“利用”“厚生”的演化可以从诸多经典论著中得到论证。首先《尚书·泰誓上》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其次《周易·系辞》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人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最后《孟子·梁惠王上》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由此可见，“正德”“利用”“厚生”的演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的。

“正德”“利用”“厚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释义，尤其是儒家文献证明，其一是帝王等的政治权力乃受天之命，其二是帝王君主所承载不容置疑之神圣使命，普惠万民、安定民生乃帝王君主之责。由此可见“正德”“利物”“厚生”的治世思想，与当代“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内核是一致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帝王逻辑中，便有“正德”“利用”“厚生”的治国承诺，这一承诺上承天道旨意，下系万民福祉；正因契合于天，君主才独享神圣统治正当性；惟其下对于民，民才归附之，接受其号令或者领导，此正如《说文解字·王部》所言：“王，天下所归往也。”

而对于德的概念，历史渊源颇深，《礼记·中庸》篇应该是德的概念的最早出处，耳熟能详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把德性视作君子获知达智的主体前提。对于“德”究竟是什么，各个时代的诠释不尽相同，在商代卜辞中，“德”与“直”通意，作“循”解，故君子以直报德；《尚书》则直接视“德”为君子之所以能够受命于天的先验禀赋，所以君子“经德秉德”而“敬德”“明德”；自西周以降，人们领悟到了“尽人事”是君子得乎于天的“德性”的重要途径，自此开启了以德治世的政治实践历史进程；先秦时代，“德”内涵实现了从天到人、从人到己，从外到内的极大丰富发展。《说文解字》有云：“德者，得也，从直从心，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论语·季氏》中儒家圣人孔子明确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可见，失德是分配不公的重要缘故，失德就会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安。故此，正德是利用厚生的前提条件。

唯其如此，儒学思维的重要使命就是唤起人之为人的天德良知。为此，《论语》区分了私德与公德。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把“能近取譬”作为“仁之方”，“推己及人”也包括从私德到公德的外推，其中德性正义是一种私德，而制度正义则是一种社会公德。一个私德不修的人，公德绝不可能严；即私德修养很严的人，公德也不一定规范。但无论如何，吾日三省吾身的严格私德修养，忠恕之道、孝悌践行永远都是“为人之本”。故《论语·学而》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如果说孝悌是一种德性上的正义，不犯上作乱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制度上的正义。由内而外，推己及人，实现私德修养严，公德践履规范的目标。

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最先使用“正义”一词把私德公德统一起来，《荀子·儒效》曰：“不学问，无正义，以福利为隆，是俗人也。” 《荀子》全书有四次谈到了“正义”一词。虽然正义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并不是十分久远，但这并不意味着荀子以前的中国古代人就没有正义意识和正义要求。反观之，华夏先民早已孕育完备之正义理念与思想体系。不过，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文化中，正义首先往往以个人美德的形式出现，如《论语·颜渊》有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而《孟子·离娄上》亦云：“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此处谈及之“正”“义”，本身便内含个体品行端方、恪守正道的道德约束。孔子认为，以德报怨是没有准则的做法，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时民众对正义的理解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私，二是不偏不倚。

儒家的义理其实就是正义论，“义学”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实就是“正义论”。英文词汇Justice译为中文，涵盖了正义、公正、公平、正当、恰当、合适、合宜、合法等多重含义，词义覆盖广泛，组件内涵厚重、意义重大。阮元编的《经籍纂诂》，里面对儒家所讲的正义的“义”的训诂，也是这些内容、这些义项。

儒家不仅关注“义”，也关注“礼”，追溯“礼”的源流与本质，从字形“豊—禮”足以窥见其本源，在早期文字释义中“礼”就是指代祭祀神明的整套规范仪式，在夏商周三代中，祭天、祭祖是国家最核心、最隆重的礼制活动。在中国宗法体制之下，天、祖本就是同根同源，直至周公制礼，才将二者之间关联割裂，而这一古制仍在鲁国世代延续。例如《论语》里面讲“禘”祭，祭天其实是祭周族的祖先，鲁国是祭文王；鲁国宗庙以周公为配享先祖，文王与周公父子相承，血脉相连。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礼”的本性即规范——制度正义。

由此，进一步讲到儒家所讲的“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 孔子认为：其一为“克己复礼为仁”，内涵即：仁人君子当克制私欲、遵从礼制规范，儒家又言“立于礼”，意指人立身于世需要遵守立法、不越法度，此为第一层要义。儒家向来尊崇礼法，一经确立，人人皆当遵从。“克己复礼”，就是要“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其二，孔子言“礼有损益”，指出夏商周三代礼制各有差异，从衣冠服饰到人伦典制，礼制规制都有不同。后世历代王朝承袭周制，也会不断变革，于旧礼基础上删旧增新、贴合当世。

这种思想在孟子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有三个独创的概念，很值得分析：良能、良知、良心。以现代哲学术语阐释，良知本质上是属于直觉范畴，在西方语境下的直觉，则是立足于认知与知识论层面，古人将这一品质视作人先天自带禀赋，荀子也就此展开相关阐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然而孟子所言“良知”异于西方认知直觉，所谓良知，是人察觉内在本真情感的能力。良知统摄一体与仁爱两大层面，经由“一体之仁”完成对“等差之爱”的升华与超越，是以正义意识内蕴于良知之中。由此可见，在同一生存环境中的人不分贵贱学识，普遍拥有相通 的正义观念。人们评判事件、行为与礼法规范时，全凭本心正义，这种正义感并非礼制塑造，而是民众自发的是非之心，这也是正义理论构建的重要根基。王阳明说，致良知是学问的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要义！

各级领导干部，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按照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修养要求，严修私德，规范公德，积极有为，乐于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政绩观方能蔚然成风。

（张周志、王世梅，西安外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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