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结合过程诗学,谈一个具体的诗歌现象——中国女性诗歌写作转型。作为中国女诗人,我本人也是这种诗歌现象的实践者,但是,让我真正清醒认识这种现象的,是过程诗学。白鸦老师在《过程诗学对话录》中说,新诗运动以来,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我缺失、自我发现、自我塑造。目前的自我塑造阶段即是向过程诗歌写作转型的阶段。
这个阶段,女性诗歌写作此前的意识遗产,在过程女诗人的作品中得以继承并升华,这种升华体现为过程诗学的深度生态之心。这个阶段,过程女诗人开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重估价值,她们把握当下,重述心灵,重述历史。以下,我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体会,谈谈女性诗歌的过程诗学转型。首先,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
仿佛虚拟的“二姐”
1992年2月,我出生在陕西省合阳县一个小村庄里。从记事起,我就听祖母讲,母亲得知我是女孩之后,直言“送人吧”。如果不是祖母爱惜、劝阻,我恐怕难逃飘零的命运。
而我的“二姐”却没有这么幸运。她仿佛是虚拟的一样,或者与我生活在平行时空,因为人海茫茫,可能永远不会相见。父母几经打听,推测说二姐应该已经嫁人生子了。语气很平淡,但我想他们始终是背着一种深刻的愧疚感的,因为是他们把“激流中坐在木盆里的女孩抱回”,又因为世俗的眼光和个体的私心把她重新置于激流之中,而且父母对她之后即将遭遇的一切是有预见的。从此,二姐将生活在她本来人生的“背面”,逆流而上。
今天,我坐在这里,和大家说起女性诗歌写作转型的三个阶段:自我缺失、自我发现、自我塑造。我不禁思考,我的“二姐”所经历的“自我缺失”的时间历程会不会更长?她实现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塑造”的转变是不是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阻力和磨折?她没有亲历过原生家庭的温暖,却要接受原生家庭对她的性别做出的行为诘难。在这个人人高喊女权主义甚至平权主义的时代,仍然会因为性别而自我蒙尘。同时,我也觉得很抱歉:前面的瀑布重重跌落,后面的瀑布才得以绽放。
尽管在成长过程中,我并没有明显体会到因女性身份遭到家人不平等的对待,但在上大学以前,我都无法完成自己的价值确认。甚至说,我对出生这件事情抱有一种微妙的负罪感,我总觉得我是偷走“二姐”的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替代品或者实验品。
这个仿佛虚拟的“二姐”,曾让我对自己充满怀疑。
从自我怀疑到自我确认,我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我感到自己很“幸运”,作为留下来的一个,在一个相对亲切的环境体系中成长。第二阶段,我开始感到些微的“不适”,像一个有良知的盗窃者。第三阶段,我开始自我否定,内在崩塌,自我定义为父母基于自身欲望创作的一个不满意的“成品”,甚至“半成品”。第四阶段,我开始自我发现、重建,开始留意自己在“女性”这个性别标签后的特别之处,主动发现自己的“重要性”。但我自知这种发现和重建是压抑的、被动的、非自然的,因为与此同时,我会为身体发育而苦恼,甚至一度想要扼制。第五阶段,我会自觉寻求一些渠道来增强自我性别认同感,尝试通过理性的方法击碎“替代品”和“实验品”这两个我贴给自己的标签,开始理解并回归自我,比如尝试从生物学角度理解男女性别差异,比如关注女权运动,阅读波伏娃等人的作品。第六阶段,我迎来了站在男女权利纷争中点的我,那是一个平和的我,一个从性别对抗到从内心深处认同男女平等(甚至万物有灵且平等)观念的我,一个热爱自我的我,一个热衷于以诗歌这种文体抒情发声的我,一个不断在发现女性的丰富、美好,不断在发现诗歌本身的多元、无限,不断在发现女性主义重构策略的生动、灵活的我。
最初的诗歌写作
以上这六个阶段,深深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而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其实出于某种“必然性的偶然”。
必然,是基于写作时间线的流畅性、延展性来讲的。我开始自觉地用抒写来表达自我大概是在三四年级,起步很早,刚开始会尝试写一些短小的“口水诗”,也会在看电视、看书时留意记下很“洋气”的词句,后来大一些了,会去构思小说情节,留心捕捉梦里梦外的情节,到高中和大学前期,会用短句记录在某些关系尤其是爱情中的心境,我把这个阶段认定为诗歌写作的“前情提要”。
我的“前情提要”期的写作,主要是“他者思维”和“对话模式”。所谓他者思维,是将重要关系尤其是爱情中的“对方”作为写作展开的必要条件,将“对方”作为最重要的广义抒情的对象,尽管通篇可能都是我的心思,但我似乎也依附于这个“对方”,离开“对方”,我似乎找不到抒写的依存,甚至,我找不到我。所谓对话模式,则是在诗中安排隐秘的倾听者,为了配合叙述节奏而“存在”,有时我也会借其口“发言”。
而偶然性,则是针对作为诱因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来讲的。这个阶段,爱情发生,我全身心投入其中,以至于真像张爱玲写的一般: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对“对方”的过分关注导致我无限自我缩小、放低,重建当中的女性主义策略受到冲击,甚至在交往中不自觉地默认男权本应略大于女权。
这段爱情最终无果,但多日殷忧真的浇灌出一朵花来,这朵花就是诗歌。我记得我写的第一首诗是《霜降》,是古体诗歌的风格、传统抒情的路子和现代离愁别绪的杂糅,简而言之就是白话的、分行的闺怨诗。全诗比较长,单从“我”字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你”字这一现象,就可以看出“我”的缺失。
现在,回头看我最初的诗歌写作,这个阶段的“我”不完全属于“自我缺失”阶段。准确来说,是介于“自我缺失”到“自我发现”之间,因为当我耗费大约半年从这段爱情中恢复元气,我竟然开始顿悟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各种关系和我本身,我也开始严肃地思考爱情、信仰和死亡等人生命题。在此之前,因为原生家庭内部矛盾的复杂性、最疼爱我的祖母的病逝、与父母之间的抗衡、变相的校园暴力和自身气质等因素的混合搅拌,敦促我思考过以上命题,但平静、理智、深入地去思考却可能是头一次。
也是在这个阶段,我写出了“月亮是夭折在襁褓里的婴孩的眼睛”(《人静了 这正是时光》),“我想去没有人的人间/我想去没有天使的天堂”(《旧址》),“比起新生/每一次从长夜苏醒/更意味死亡的捕手在我们眉目前张弓磨刀/等待新一轮的围猎”(《安慰骨头》),等等这些悲凉的诗句。当然也杂有温暖的,类似“她的爱情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源于真神的启导/如淘米的木碗/丰腴平静/朴实欢喜/接受一切星辰的闪耀和消逝”(《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席间话不须多/一声轻咳/两声应答/至此一切妥帖/美教人心慈”(《静物》),等。
爱与心灵的重述
告别最初的诗歌写作阶段,我感觉自己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塑造”阶段的过渡十分自然,且用时短,甚至说自我发现和自我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交叠在一起的,在发现中构建塑造,在塑造中更新发现。而这个自我塑造阶段,即是过程诗歌写作阶段。
这个时期我的表达欲十分狂热,灵感从四面八方涌来,那阵子我通常翻几页书,就有很多思路,似乎拥有发现和挖掘词语、语法背后的美妙“藤蔓”的魔法,我常常半夜爬起来做这些灵感忠实的记录者。
在这个时期,爱情发生了。需要提一提的是,在这个关系中的“对方”,给了我更多安全感,在长达八年的相处中,我曾受创的“女性主义”观念得以完全修复。我们自然地并肩来到婚姻的门口,在一次谈论婚嫁事宜后,我写下了《晨袍》这首诗。全诗如下:
会有这样的时刻
你骑着绿色的方脸小兽
被仲秋午后一队不成气候的野光
烧着,找到他们藏我的洞穴。
只需行小礼,持小叉小戟的蒙面小卒
便准你通行。看到我并未像信中提示
被粗花绳捆绑,红皮鞋上一点儿多余的
尘土也不见,还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只供我使用
你松了口气。扔掉背上的葡萄子弹
很快,你发现我的微笑是雾状的
不源自我,却遮蔽我。
二十多年了,他们对我很放心
每天我自己走去洞穴外玩一会儿
看得那棵老橡皮树无叶可长,无叶可落
就回来,回到我的树上
只一次,祭祀中我当着佛像的面
哭了一小会儿,他们就紧张
当晚举火把集会,商量着采摘我
像采摘树上无名无姓的众姐妹一样。
你的到来搅扰了这个计划
并且让坦荡的镜面有些害羞
小兽驮出一件红苹果色的晨袍
挂到树上。先生,我出走苹果
又回到苹果。现在,人人都知道
你有一面悬崖,且愿以
悬崖珍贵的阳面赠我
好啊,我嫁!
在确定发言主题之后,我没有过多思考就选择了《晨袍》这首诗,因为这首诗的女性主义情结浓厚一些,而且,在这首诗中,我曾尝试体现女性写作的“性别讲述”和“爱与心灵的重述”。过程诗学认为,自我塑造阶段的女性诗歌写作应转变性别立场,即从“讲述性别”转向“性别讲述”。同时,基于对“此时此刻”的当下性的把握,形成两大重述——爱与心灵的重述,历史与社会的重述。
《晨袍》尝试了“性别讲述”和“爱与心灵的重述”。作为众多的可能性的解读之一,《晨袍》中的“他们”可以是隐喻父权,“蒙面小卒”可以是指父权影响下的集体或个人,“无名无姓的众姐妹”则是受到压制却毫无察觉或主动适应的女性,比如女德学院的学员们,甚至我们的祖母、母亲、姐妹。
问题是:当我们在诗歌中无比真诚地袒露了爱,袒露了心灵,是否就可以实现“爱与心灵的重述”呢?
不一定。过程诗学认为,实现爱与心灵的重述是一个心路历程,女诗人为了实现这种重述,必须认识多层次的自我,并用心将之融合起来,取消不同层次的自我之间的对立。融合不同层次的自我并非易事,需要借用象征爱与心灵的物象或意象,需要设置多种与自己心心相契的“身份”,辅以语言的情怀、叙述的气场。总之,法无定法,有足够高的心气,就会有足够多的手段。在《火车》这首诗中,我就尝试设置这样的“身份”:
一千辆火车绿蛇般爬行
夜晚长于隐瞒。
“星星的重量是所有泛光之水的重量”
我从众花的议论中醒来
听火车亲近、疏离
分辨哪一声鸣笛经星星开光
又了悟般,返回如渊的沉寂。
此刻,突然想深情唤你
好像宽宽敞敞一个人间
只有我们两个人并排走着
相照耀着
“好像宽宽敞敞一个人间/只有我们两个人并排走着/相照耀着”,写到这里,我心中满溢着自主、自信、自尊、自爱的女性之美,犹如星光的倒影,粼粼摇漾。此处的“星光”绝不是简单的星光,可以抽象地理解为我捕捉到的与我心心相契的一种“身份”,我的重述需要与其融合才能达成。
为了自如地实现爱与心灵的重述,我的诗中有很多特意设置的“身份”,比如阿良,小来,阿米,小桃,里耳,绿,阿姑,姐姐,拉吉达,妮塔,梅朵,多蒂。安插在诗中的“命运交换物”也不少,比如银马车,瓦片、罐子、橘子、茶树、甜瓜,等等。
那么,女性诗歌怎么实现历史重述呢?首先,其与实现爱与心灵的重述有类似之处。此外,过程诗学认为:女性诗歌实现历史重述,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当下时代的价值重估。实现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女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尝试重述历史,重述的基本特征是对宏大叙事或男性叙事的拆解。当女诗人把政治、历史、时间等宏大元素轻盈地粘附在生活细节上,并打开多维的叙述,她们的诗歌就跳出了身份独白和“小我”的焦虑,拥有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历史在她们的诗歌中得以重述,并实现了女性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这是过程主义女性诗歌,它可以探照时代的阵痛地带,比如移民时代的家乡,疫情之下的人心。
最后我想说,我很喜欢白鸦老师的一个表述——收拾大众心灵残局。在反思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过程女诗人应勇于承担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责任,从女性角度反思时代真相,呈现当下生活、人性光辉和启蒙意义,这是变革中国的文学责任,也是女性诗歌走向过程诗学转型、实现自我塑造的真正机会。而我,十分乐意加入过程诗学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征途。
2021年8月,西安
(马映,90后女诗人,教师。陕西渭南人,现居西安。曾获淬剑诗歌奖、第二届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新诗类年度诗人。此文是在首届过程诗学国际论坛上的发言稿。)
附:首届过程诗学国际论坛
主题:生态文明时代诗人何为?---过程诗学的贡献
主办: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柯布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
主持:凯瑟琳•里夫斯(美国过程诗人,美国柯布研究院负责人)
主持:樊美筠博士(过程美学家,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
主要演讲嘉宾:
柯布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杰伊•麦克丹尼尔教授(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国际生态文明联盟主任)
白鸦先生(中国著名诗人,过程诗学创始人)
安德鲁•施瓦茨博士(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治河博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晓华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坛第一天:美国西部时间11月19日5:00pm-8pm
北京时间11月20日上午9:00-12:00
主持人凯瑟琳•里夫斯致开幕辞
柯布院士致辞:过程思维期待诗意的表达
安德鲁•施瓦茨博士致辞:诗歌可以激发我们对生机盎然的地球的悲悯情怀
大会主旨发言:白鸦先生:过程诗学:生态文明时代的诗歌自觉
大会主旨发言:杰伊•麦克丹尼尔教授:过程诗歌的12大主题
中国过程诗人张口:生态诗教
中国过程诗人巫小茶:长洲岛历险记
中国过程诗人茧衣:直接的诗,把世界打开到一半
中国过程诗人贾假假:诗的动机
中国过程诗人庄梦媛:过程诗学、超级人类与理想国
中国过程诗人树弦:我在石阡亲自生活
中国过程诗人马映:以“过程之眼”看女性诗歌写作
中国过程诗人榛莽:真诚是微妙的自然心法
俄罗斯诗人达蕊娅•济科维奇:俄罗斯过程诗歌的根源:白银时代的诗歌
匈牙利诗人格朗皮埃尔•阿提拉:世界过程之窗
王治河博士:生态文明时代诗人何为?
大会互动/会议结束
论坛第二天:美国西部时间11月20日5:00pm-8pm
北京时间11月21日上午9:00-12:00
主持人凯瑟琳•里夫斯致欢迎辞
美国诗人维罗妮卡•米查洛夫斯基(Veronica Michalowski)作品分享
美国诗人理查德•邦斯(Richard Bunce)作品分享
美国诗人乔吉特•尤里斯(Georgette Unis)作品分享
美国诗人凯瑟琳•里夫斯(Kat Reeves)作品分享
美国诗人厄尼•塔明加(Ernie Tamminga)作品分享
美国诗人卡罗尔•罗斯(Carol Rose)作品分享
美国诗人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s)作品分享
樊美筠博士: 怀特海的“因果效验与诗”
王晓华博士:中国过程诗歌的几个关键词
大会互动/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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